最近，上海一份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引起舆论关注。这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两条，一是上海拟设立改革创新奖，针对改革创新有突出贡献的当地各级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二是对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
肩负着中央“四个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进改革开放”中，以改革的思维从法治角度推进改革，这一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干部创新失败有望‘免责’”的立法思路，让人感叹。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和国家就有危险。问题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创新是要从一些局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点滴汇聚，方能蔚为大观。但是，对先行者来说，风险确实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创新都能成功，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风险几乎是必然的。那么，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
是的，改革者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和社会担当。当年，安徽凤阳最早尝试“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触目惊心的红手印，方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他视察上海时，就特别强调“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者所要面对的，是“硬骨头”、是“险滩”，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篱。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现在，上海的尝试本身就具有改革创新的色彩。它让我们意识到，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护佑改革者不惧风险，给敢为人先的组织和个人减少一些为失败担责的心理负担。而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将在某种程度上，规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剧性命运。类似举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创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制度障碍、机制缺陷和利益藩篱等突出问题，有助于化解改革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创新政策“碎片化”等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5年，从曾经的“闯红灯”、“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一些地方开始用法治思维规范和保护改革创新，把改革创新纳入法律的框架，这表明我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过程之中。让改革失败者“免责”，不但是对改革创新者的激励，免其后顾之忧，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懒，让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时机稍纵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劳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顾之忧，如何增强改革者的创新勇气，是当前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发达地区来说，尤其责重。不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在全国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负“率先推进”使命。从这一点看，上海对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当然，如何厘清“改革失败”与“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还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更加细化，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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