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在我国公车社会化改革的大方向上，采取货币化补贴的方式是一种趋势。其可能的路径，就是要把公车控制在最少的数量内，大部分的公务员每个月按照级别发车补。然而，从温州市执行情况来看，一个正处级公务员的车补标准，比全国最高的杭州还多800元，令人咋舌。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公车改革等于公务员加薪”的质疑。特别是公车改革先行者叶青，称“温州公车改革成了福利”。
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这一做法被称为货币化改革模式，它的最终目标是取消所有公车，被认为改革效果最彻底。然而，从多地试行情况来看，显然是差强人意。公车货币化，因为客观上增加了公务员的现金收入，一直难逃“公车改革等于公务员加薪”的非议。特别是，在已经试点改革的城市中，“官越大出差越多”是设定补贴的基本思路，补贴标准的差异太大，也饱受公众诟病。一些城市的试点不成功，导致公车货币化改革，无法在各地全面推广。
公务用车改革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影响面广、难度大，路径选择至关重要。既然公车货币化，是改革有效途径，就应该放开膀子去试行。然而，各地应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务用车实际情况，采取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做法，逐步取消机关公车，发放货币化补贴，鼓励公务员自行购车或乘坐社会公共交通车辆，解决公务交通问题。同时，发放程序应规范清楚，发放标准应较为合理和固定，监管应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补贴标准要征求民意，并将该项支出成本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当然，无论采用何种改革方式，如何向公众解释，并得到多数人认同，都是逃不掉的难题。因此，公车货币化改革，一定要注意传播学上的规律和方法。对于决策者来说，向公众解释“公车改革有利于防止车轮上的腐败”，显然要比解释清楚“公车货币化改革不等于给公务员加薪”，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公车货币化改革的问题上，决策者不能关起门来出规定;更何况，遏制车轮上的腐败，本来就合乎民意，引进适当的公众参与，比如开听证会，更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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