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既然有法可依,就需要加强执行力,因此,对违法的“中国式过马路”实行严管重罚,无疑是一种进步,无可厚非。但“中国式过马路”,固然与一些国人法律素养不高和执法不严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与行人与机动车的路权分配不合理、道路设施管理的不够人性化等问题也不无关系。
“中国式过马路”不是新问题,很多地方也曾尝试过严罚的做法,但由于根本问题没解决,加上交警力量不足,“运动式”执法过后,“中国式过马路”依然如旧。
人多车多,是中国的特色。针对“中国式过马路”,有人专门对行人的忍耐极限做了调查,发现大多数行人等红灯的忍耐极限是60秒,寻求过街路口的距离是300米。当然,开车的人也有等红灯的忍耐极限和停车的距离极限。因此,对红绿灯时长的掌控,对过街路口的设置,应该充分考虑行人和驾车者的忍耐极限,既兼顾人的焦虑感、需求,又兼顾安全和汽车的路权,做到更加的人性化。在既有道路资源已饱和的情况下,就必须寻求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新的资源,以让配置更加科学。
对“中国式过马路”,如果不解决好背后的资源配置和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问题,光靠严管重罚,即使再辅以从娃娃抓起的交通文明教育,增加“中国式过马路”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估计仍只能治标不治本。
在这方面,银行排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高高的柜台阻挡不了排队客户的焦急,一米线的拉出依然阻挡不了客户的拥挤,维护秩序的保安也无可奈何,但随着一个叫号机的推出,一排排等候椅的摆放,办理业务按顺序叫号,一米线没有了,柜台变矮了,但秩序却好多了。银行的鲜活例子,对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痼疾,无疑是具有借鉴价值的。可见,严格执法固然重要,解决路权分配和完善管理,更加重要。
行人为何明知“中国式过马路”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还要以身试法?行人为何要凑够一撮人才“中国式过马路”?值得有关部门好好思量。在“中国式过马路”面前,行人伤不起,交警伤不起,社会更伤不起。因此,严管重罚的同时,还必须寻求根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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