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我将采访中得悉的上述故事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介绍，并转述外方副经理“感到难以理解，十分惊讶”的态度后.一位在国企搞纪检的同志插话道：“还有更令人惊讶的呢。我们有一回追查一名业务主任的公款旅游问题，厂长却关照下来，‘放一放再说’。原因是厂长当年与他父母是同事，因家贫而受到帮助不少，如今老两口一个电话过来，他‘不敢不办’哟。”
事情的是非曲直，本来一清二楚。选拔人才，当然该择优录取。追查腐败，更是国法高悬，必须一查到底。然而一掺杂进某些个人因素，原则、法律全都对不起，拐弯子了、走样了。怎么可以这样呢?
人生在世，感情岂可无，恩情岂可忘。以“硬骨头”著称的鲁迅.都主张过“无情未必真豪杰”哩。一个党员干部，一个国家干部，不忘自己所从何来，记住自己成长过程包含多少人的心血，一句话就是知恩图报，实在理有固然。问题在于“报恩”谨防庸俗化，要赋以科学、高尚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说，我们每一个干部的成长，都有赖于人民的培养;每一分权力，都是人民给的。诚如陈毅诗云：“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你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这就是“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真的，我们必须将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视作至高无上;要用手中的权力回报人民，将人民视作“集体父母”。
不是说，个人之间、朋友之间的恩情就可以置之脑后，当它假的。中国人的传统讲究报恩，别说大恩要报——所谓“生当衔环，死亦结草”：就是小恩也不忘掉——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只是这里要注意，报恩只能在有关原则、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越界不宜，出格不得。某某人关照过你，资助过你这昔日“穷书生”，你现在条件好了，可以也应该尽反哺之心，时时看望和关心人家。这就叫“私恩私报”，双方对等。倘若你依着人家的要求，利用手中职权来给他一番政策外乃至法纪外的好处，即叫做“私恩公报”，不对等了。最荒唐的是，连什么单位里众目所瞩的一官半职，都拿来作为礼物送人、报恩。殊不知，“官”者，管也，那是身膺重负，管理各方，关系众人福祉的。岂容随便乱点一气，导致“非才则废事”，将事情办糟，冷了百姓的心乎?
既然人人都说“公报私仇”是一种丑行，那么照我看，“公报私恩”也远不能说是光彩的。因为在假公济私、损害公众利益这一点上，两者息息相通。遗憾的是，我们的队伍中不少同志，时常拗不过源远流长的封建“报恩”观念，或封建义气思想，对种种非分之求拒绝乏力。
值得思考的是，即使封建时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公报私恩”的。战国时的鲍叔牙多次解救过管仲，并举荐他当上相国。管仲临死前，国君询问可否由鲍叔牙继任。管仲认为他性格过于躁烈，不适宜为相。好事之徒就去鲍叔牙面前搬弄是非，得到的回答却是：“管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他做得很对!”看，封建时代的有识之士也提倡公私分明，今人理宜胜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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