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好，早有所闻，但对我而言，富有说服力的是近日内地报载的一些材料。
一则是讲廉政公署的。香港廉署初创时，具名举报的仅占百分之三十五而今日高达百分之七十三。廉署得到信赖的秘密无他，那就是他们对市民举报必查及“市民反腐零风险”──三十多年来，廉署每年要查办近三千起贪污举报，查证了百分之八十七，却从没有一名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骚扰和报复。香港廉署的成绩有目共睹，在今年六月十八日开班的内地市级纪委书记培训里，“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功要素”赫尔列入课程名单。
一则是讲运输系统的。二○○八年，《福布斯》杂志比较了全球八十四个大城市后，认为香港的运输系统效率高、安全可靠、费用合理，是全球最佳的运输系统。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马向明总工程师感叹：“香港畅通的城市交通确实是个奇迹。”香港人口七百万，实际可供发展土地仅两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全球首屈一指。全港道路总长二千零四十公里，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所承担的城市交通总量却几乎与上海相同。在香港开车不堵车，是马向明的体会。香港交通的便捷，既在于公交优先的政策设计，也由于严格执法管理下的市场运作。
一则是讲中产阶层的。何谓中产阶层?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认为，应以收入为主要标准，同时辅以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依据这一较为宽泛的标准，他认为香港的中产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一半以上。其中现家庭月收入在一万七千五以上、受过高等教育、有自住房的香港家庭，当属香港中产金字塔的底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认为，自己的成长恰沿着典型的中产阶层成长的轨迹。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廉政公署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民生政策，这些都为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创造了条件。中产阶层对社会有三方面的价值：他们“平和理性”的气质使其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他们的“专业性和高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和推动消费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成功路径“可复制”，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不少人认为，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我以为，香港的城市运输系统就是香港文化引导和制约下产生的一种公共行为方式。恪守公交优先的原则，从制度上限制那些想利用公共资源显摆私家豪车的不能成为主流。公交便捷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在技术层面上的改进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其中文化是起决定作用的。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命题面临挑战，而持有“八达通”的香港市民，感受就可能完全不同。学者对香港中产阶层的分析，是鞭辟入里的，人们可以相信，“香港的明天更美好”，不只是一种期待，更是有理有据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