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炙烤之下，谁都应该享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武汉作为全国有名的“火炉”，夏季气温偏高，政府机关进行一下作息时间的调整本也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共服务者，其应坚持“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基本原则，其作息时间的调整应当遵循规则底线，否则就会异化为一种隐性福利和特权。
一是，作息时间的调整涉及公共利益，应当经过必要的民意程序，至少要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大力宣传，让社会知晓，避免因为作息时间调整而造成群众办事的不便。
二是，在公共服务上，谁先谁后涉及权利伦理问题。在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午休清场”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公职人员因为“挤公交一来一去汗流浃背的”，便可以享受作息时间的调整，甚至减少了工作时间，那么公众的感受谁来顾及，他们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
三是，作息时间调整顶多给公众办事带来不便，但若是缩短工作时间，却可能带来较大影响。一方面，作息时间有着统一规定，轻易调整可能让办事者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位置偏远的办事者来说，由于信息不畅通，加上路途遥远，其未能“搭上末班车”的失望，就只能转化为愤怒。
更重要的是，同一片蓝天下，人人都会承受炎热的煎熬。相比于坐在空调房的公职人员来说，那些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民工，那些还在路上奔跑的出租车司机，那些在流水线上奋战的一线工人，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们的作息时间又由谁来调整呢?他们应当获得温凉的权利又由谁来保障?
在城市的一些角落，还有很多低保户，因为用不起电、买不起空调，还在长期忍受炎热之苦;有很多外来民工还在高温之下劳作，连最基本的防暑降温设备都没有。就在不久前，武汉两名农民工在户外作业时重症中暑，送到医院急诊科时，体温高达42℃。
近年来，农民工在高温下中暑身亡的悲剧不时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降温福利没有得到落实。有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企业未按标准发放防暑降温津贴，有的仅发几瓶解暑药了事。在高温时段应当停止作业，由于一些企业无视法律规定，导致这些政策没有得到执行。令人惊奇的是，南京、西安等地劳动保障部门多年来从未收到过一起高温费投诉，也从未对企业进行过处罚。服务手段上“后知后觉”也就罢了，现在工作时间缩水，降温福利变成了自家福利，没有高温之忧的公共管理者，又如何替其他劳动者服务和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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