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付昂贵的房租，刚在加拿大留学不久，我便出去寻找打工机会。每天放学后赶到唐人街，拖着疲倦的脚步，带着勉强的笑容，问遍了所有张贴招人启示的面铺饭店超市，企望能为生存而打一份工，但受拒绝的永远是两个理由：不懂广东话，没有工作经验。
在绝望中，我喜出望外地得到一个面试：一位女老师要找一个会弹琴和画画的家教看管她四岁的女儿。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面试，那天我拿着地图，在去雇主家的路上嘴里不停地练着面试时估计要答的问题，心狂跳到喉咙口。
雇主琼斯太太有四十多岁，自我介绍之后，她将我引到她四岁的小女儿爱丽丝面前。我弯下腰想和小姑娘握个手，可她迅速地将小手藏到粉红色的连衣裙后面。我窘迫地抽回手，转身看到了一架原木色的旧钢琴，经主人同意，我弹奏了一曲《雪绒花》。当我弹着的时候，爱丽丝悄悄走到我身边，在高音区敲打着琴键。我微笑着抱起她，让她坐在我的腿上，握着她软软的小手，继续弹奏着美妙的乐曲。一旁的琼斯太太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弹了几个曲子后，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这才知道琼斯太太要请的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象的家庭教师，而是一位保姆，具体的工作是我每天下午三点将她的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然后处理简单的家务直到七点。我高兴地接受了。
这天下午，琼斯太太向我交代了大大小小的家务活。从厨房到地下室，光是清洁剂就够我学习半天：蓝色的水是洗玻璃的，红色的洗炉灶，绿色的洗碗，黄色的洗地，白色的粉末是洗衣的，灰色的擦铜器……对一个在家从不插手家务，脑子里仅有一把扫帚一块抹布做清洁的人来说，这家务活还真不算轻。琼斯家有洗不完的衣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就是不一样，他们每天换几套衣衫，家居的，上班上学的，运动的，做家务的，每天早晚至少各洗一个澡，每次都产生要洗的衣服和浴巾，一家五口的衣服在洗衣机里不停地转，不同颜色，不同质地要分开洗，要熨的衣服必须在半湿的时候熨，洗衣房在地下室，为照顾这些衣服，我的腿要在楼梯上奔跑无数次。
训练工作在晚餐前到了最后环节——摆餐桌。琼斯太太向我示范了操作程序，先在桌上铺好台布，放上调味品，再摆好餐垫，接着从洗碗机里拿出盘子碟子杯子刀叉一一用干布抹一遍，再依次在桌上排好。西方人吃的东西大部分是生的简易的事物，女人在厨房烹调的时间远比中国人少，但他们的餐具酒具比起中国人的一双筷子一个瓷羹要复杂得多。
第一天下班后，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我觉得压力很大，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如此紧张的家务劳动，更因为我没有信心取得爱丽丝的信任和合作。然而我没有想到，聪明的爱丽丝在父母不在的时候倒很听话，给我压力的却是琼斯先生。这是一个脾气不太好而且不太尊重人的男人，在我工作的第三天，他把我叫上楼，板着脸问我有没有看见他的戒指，我说没有，他继续说，这戒指是他祖传的，他一定要找回来，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闪着怒气，我还是诚实地说没看见，就默默地退了出来。第二天，我在车库里整理垃圾时，看到木凳上一副旧手套上有一个方形的戒指，我刚想拿起来，但转念想到琼斯先生多疑的性格，怕产生误会，便进屋告诉琼斯先生，让他自己去车库看看这是不是他要找的戒指。琼斯先生在见到戒指那一刹那的表情告诉我，他显然是回忆起自己在车库里工作时脱下了戒指，可他迅速地戴好戒指，没有说一句道谢或抱歉的话，就皱着眉转身走了。
身体的劳累和精神上的压力，工作一周我就病了，主动辞了职。这份保姆工作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很短，也很失败，但是它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很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学会了包容和忍耐像琼斯先生那样的上司和客户；在社会上，我学会如何像琼斯太太那样关心周围的人和事；在我的婚姻里，我尝试像琼斯太太那样相夫教子，满有爱的能力；在培养孩子成长中，我以琼斯家教养爱丽丝的失败为教训，让自己的孩子在爱而不宠的环境下健康成长。当我家请保姆时，我尊重她信任她，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保姆不是卑微的工作，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保姆同样应该得到尊重。假如我不出国做一次保姆，或许我的价值观永远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