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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额外收入上看,2009年之前,两院院士津贴标准才每月200元,从2009年1月1日起,调整为每人每月1000元。
秦伯益说,这是国家给的,地方或单位还有津贴。有每月1万元的,地方越小给的越多,大的地方倒是不在乎,“我自己拿到部队给的是每月5000元”。
这些还只是小头,正如上面的济南大学,就明确开出了年工资200万元的天价。
难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宇(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感叹:“清华的院士,很羡慕有些地方的院士,这些地方把院士捧上了天。”
院士变得奇货可居,源于机械的量化考核。王宇说:“近些年来,院士被炒得很热,就因为院士成了一些单位的标志。比如,我在清华大学,有五六十个院士,有的学校只有几个院士,有的学校没有,大家就认为地位不如人家,所以各个单位想办法包装院士、招揽院士,甚至搞双聘院士。”
秦伯益也说,现在社会普遍认为,院士给本单位身价提了很多。比如,原铁道部有5个院士,铁道部就好像很神气似的。“把院士群体当做单位的实力,所以有的学校巴不得自己有个院士。”
正因为这样,院士的待遇被推得很高,各地竞相在待遇上加码,既希望能够招揽来院士,又担心本来有的院士被更高的待遇挖了墙角。
沈国舫认为高待遇可以理解:“有些省院士少,物以稀为贵,给好待遇这种倾向是有的。他觉得人才宝贵,希望保住他们。”
但他说,有超高收入的院士毕竟只是少数,院士收入不均,很多院士收入并不高,可能平均一年二三十万元都达不到,“跟国企老总比,这点收入算得了什么?”
周世宁也否认院士收入太高:“我反而觉得,中国院士待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这牵涉到对知识的评价问题。”
何祚庥也认为院士跟物质利益挂钩无可厚非:“袁隆平贡献很大,贡献大就多拿吧,我不眼红。”
除了明面上的收入,院士还有不少隐性收入。一是课题收入,二是评审、兼职、讲课等方面的收入。
秦伯益说,拿课题正是很多院士热衷去干的事,一个是为自己课题捞钱,一个是让别人挂你的名申请课题,帮别人捞钱,自己再收获利益,“他组织他的学生来申请,自己当评委。现在不得了,经费弄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利益巨大”。
对于社会活动,秦伯益说,院士确实会有各种社会邀请,参加评审、讲座、会议什么的,“总会给你些报酬的,每一笔报酬不算多,但是你做活动多了,那又是一份工资了”。
至于社会兼职,刊发于2012年5月《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有这样一份统计:“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
已故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潘家铮对上述问题也有反思。他曾建议,除国家发放的院士津贴外,各单位不应再重复发院士津贴。应该把院士薪酬与院士承担科研项目的经费区分开来,后者处于严格管理之下,不成为变相收入。他也反对院士挂名兼职领取报酬甚至高报酬,认为即使不是“贪污受贿”,也不符合院士道德行为规范。
院士还有一个备受社会诟病的是“副省级”待遇。沈国舫说,各地对院士确实是按照副省级待遇对待的,医疗、住房等标准都要提高一步。“本来不是坏事,但一跟级别一套,就不好了”。
王宇也说,院士不是官位,也不是权力,只是一种称号,称号是荣誉性的,跟权力是两码事。“配车配房是不对的,副省级待遇没必要,应该跟行政级别脱钩,院士就是搞学问的。”
院士推荐制度部门利益化
一些国外科学院的院士推荐制度,不止一次地被拿出来与中国比较。
知名学术打假人士、学术科普作家方舟子向记者举例,美国的院士推荐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通常由院士推荐人准备候选人的材料。在此之前,候选人几乎没有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间。
“我们也有由院士推荐的制度,但是我们还增加了部门推荐、学会推荐。比如,教育部、中国科协都可以推荐院士候选人。”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说。
2012年12月,中国工程院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规定,候选人有院士、单位或全国性学会三种渠道进行提名。
第一种是由院士提名候选人,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两位候选人。候选人获得不少于本学部3位院士的提名方为有效。
第二种是单位提名,“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所属范围和地区内的设计、研究、建造、运行单位和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等可按组织系统提名候选人。”
第三种是全国性学会提名:“中国科协所属的有关全国性学会可按学术团体组织系统提名候选人。”
陈佳洱告诉记者,如果在院士推荐制度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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