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生游击队”到赴美生子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记忆里，1980年代时，他知道了“计划生育”这回事。最初，村里人隐忍而顺从，因为“饭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开始成为悬在各级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后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成为那个时代“计生逃兵”们最生动的写照。
易富贤在研究中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不仅在农村，城市人对待生育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
杨支柱将其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家庭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与个人思想的提升。中国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
“国家在经济上控制个人的力度在下降，人们对生育政策改革的呼声则在增强。”杨支柱说。
2010年，易富贤前往内地做了13场讲座，慢慢发觉眼前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来的传宗接代观念，转而更为关注个人生活方式。年轻人们在老龄化等现实压力下，试图重塑自己的生育观念。
杨楠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务员的她意外怀孕了。仔细考虑后，这个已有一个9岁小孩的37岁母亲准备决定生下这个小孩。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杨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与人脉，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可以留下孩子。
过去三年，于绿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亲做手术，婆婆做手术，公公心肌梗死做手术——她庆幸有个弟弟，老公有个姐姐，不然夫妻俩或许都没法工作。
“我总会老去，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也是一种危险。”于绿慢慢有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
丈夫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给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环境是于绿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动机。她随后也发现，经济的独立带给了她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国生二胎的价格10万到15万人民币，但在北京给二胎孩子上户口就得二十多万，那真不如给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2012年8月，于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四十多个妈妈，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占了一半。她们大都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均为教师、医生、商人、律师等职业。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
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这是于绿眼中的中产阶级生育观。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回忆，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
在易富贤看来，最近三年来，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早已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渐成为部分城市中产或以上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搜狐网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
2011年和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很多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
由于影响深远，除了专业人士，中国人口问题还吸引了许多“跨界”研究者，成为参与度极高的全社会论题。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对比研究日韩、印度、美国等国的人口趋势后认为，年轻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
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时，惊讶发现日本出境处填表格的地方配备了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这位商人也曾带领公司管理层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会议桌两边，中国高管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方公司的高管却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萧条，与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梁建章选择频繁发言、自拍纪录片，呼吁彻底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他甚至劝商人朋友生二胎：“这算是为社会做贡献”。
2012年3月，梁建章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梁建新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正逐渐萎缩，现行生育政策严重滞后”——这是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
广泛参与所产生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为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甚至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开始转向。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两人的发言，遂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钢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但我们已是中等收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1992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仅有1.18。这意味着中国早已进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如今，让叶廷芳欣慰的是，他所接触的90%的人口专家都赞成放开二胎。而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生育做过网络调查，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二胎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和潜秘密的同时，也催生了“二胎经济”。深圳一些早教机构，设置了“一个家庭可以共享课时包”的规定，把原属一个孩子的“课程包”划成两半，分给“二胎”——这样既不会增加家庭早教成本，也可以让两个孩子同时接受早教。
义乌商人徐雪金，则做起了另一种尝试。2009年，他将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当起了“全职老师”，专心教育一对儿女。一年后，他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
如今，联盟成员大概为2000人。徐雪金介绍，在家上学联盟的家长很多会选择生二胎，因为户口对在家上学没有太大作用，也会更关注家庭环境的健康。深圳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先华则更具幽默感，他颁布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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