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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微观经济学上，最有名气的此类理论是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孩子的边际合理选择假设”和贝克尔(G·S Becker))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假设”。简而言之，大师们的假设内核第一是生育率和生育者收入呈负相关，也就是“多生的人就是穷人”。假设内核第二是生育率与抚养质量、家庭人力成本投资呈负相关，亦即是“穷人要改善家境只能依靠多生下来的孩子，生出来没法管孩子教育，然后就恶性循环”。
其实早在大师们的“越生越穷”假设刚提出时，大师的伙伴们就已经发出异议和修正。1974年贝克尔的搭档西奥多·舒尔茨就在论文中提到，当时美国的两项长期调研结果是收入水平和生育率有显著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妇女生育率也越高;同时在波多黎各进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收入水平与生育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78年美国经济学者伊斯特林提出“相对收入理论”，改进莱宾斯坦的假说，认为“穷人变富会多生，富人变穷会少生”：生长在较贫困时代/家境的人，进入育龄时期若过着同等质量或更优越的生活时，会有较高的意愿繁衍后代，带动生育率提高。反之，生长在富裕时代/家境的人，进入育龄时的生活若比儿时没有改善或严峻许多，会减少生育数目。
甚至提出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在修正理论。1988年巴罗和贝克尔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论文，认为在考察生育率的决定问题时应该引入“代际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即消费者除了有生命周期内储蓄动机外，还有遗赠储蓄动机)，以新的方法来重塑生育率决定理论。“代际效用”函数考虑了代际的问题：某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有关， 也取决于其所有子孙的数目和消费水平。并且这个函数的因子中引入了利他性：父母的效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消费， 也来自于孩子的效用和孩子的数量。换句话说，父母的生育决定中并不只是简单参照是否“多生儿自己以后的养老保障/生活水准就更好”这一因素，也会更多地考虑到“多生后子女是否将过得更好”的利他程度和消费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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