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留学群整理的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欢迎参考。
国家权力通过户籍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个人的衣食住行甚至婚姻选择。公民被一纸户籍固定在以工作单位、生产队、单位或集体划定的生活区为坐标的一个个点上。农村人口外流得以控制，使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城市病”。这种似乎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公民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和受教育质量的高低，会对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产生重大影响。城市的教育投资有保障，教育设施完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稳定;农村的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设施匮乏，师资力量不足且不稳定。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规定中国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享有不同的教育权利，但事实上，世袭的户口制度，剥夺了农村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农村尤其是山区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很多儿童无学可上，当他们长大后，农村更没有为其开设职业或技能培训课，他们只能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比例多数的农村劳动力集体处于低素质状态，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随着科技进步、技术提升，高级人才匮乏，影响到工业化向更高层次转型。即使能吸引国际人才的加盟，也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如果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不能正常就业的话，社会将会陷入紊乱状态。
2、不能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由于中国公民没有迁徙的自由，劳动力就不能自由流动到最合理的去处。虽然改革开放后劳动力有了流动的自由，但也只不过是流动多，迁徙少，并不能使劳动力真正地流动起来。目前中国能较为自由流动的是劳动力的高端和低端，稀缺人才因其稀缺性而获得迁徙的权利，低端劳动力因其低技术含量只获得自由流动的权利，在过节和农忙季节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出现了一阵阵中国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另外，由于一些城市的职业保留的限制，本市的城市户口的劳动力缺乏外来劳动力与其抢工作的压力，劳动效率难以真正提高。户籍制度不仅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而且限制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拥有大城市户口的人不愿离开大城市，即使他并不能在所居城市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他的离开就意味着丧失附着在户口之上的种种权利和保障。没有当地城市户口的人尽管是当地城市的二等公民、最低层公民，仍怀着一个梦想在城市里挣扎，尽管有广阔的中西部能为其特长发挥提供更大的舞台。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整个中国的平均劳动力难以发挥最佳效益，影响城市化的速度。
3、降低了资本的利用率
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固着在土地上，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剥夺了农民的一切私有财产，农民属于集体，但构成集体的农民对自己的财产没有支配权。除了自己的基本口粮，根据统购统销制度，盈余全部上缴国家。国家拿走农业的剩余，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而不是发展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资金回笼更快的第三产业。也许有人说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使然，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利用户籍制度，牺牲农民的迁徙自由，剥夺农民的4 二元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劳动剩余，使资本的流动沿着人为强制的线路流动，而不是按照资本的本性——寻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的路径流动，造成资本利用率不高的后果。近几年一些城市为了刺激房地产业，相继出台“购房落户”政策。户口成了政府和房地产业敛财的砝码。城外的相对富裕者不断买房而获得户口，把资金投入房产，一方面使房价保持虚高甚至更加攀高，另一方面会造成其他城市、其他产业投资机会的流失。譬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买一套住房的资金，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基本上足够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购房落户”政策又一次扭曲了资本的正常流动。
4、公民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难以培养公民契约精神和提高公民参政意识
户籍制度强行把人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居住在城市的公民为“非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的公民为“农业户口”。城市公民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资源，享受到更多的权益和城市化的文明成果。然而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产生并非是公民个人智力和能力的差异，仅仅是因为公民居住地不同，登记注册的户口不同而已，而且这种身份世代相袭。这种制度强化了人们的户口等级意识，逐渐成为个人地位身份的等级象征。城市公民是以户籍为基础进行资源分配、权益配置的制度受益者，所以本能地排斥外来人口。户籍制度将两类户口的公民相互封闭起来，甚至是通婚的障碍，使个人职业变动和社会流动极为困难。一国公民间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彼此间缺乏沟通和信任，难以形成平等互信、以诚相待的现代化所需的契约精神。城乡公民不仅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根据195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不平等。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8倍，即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1/8;在选举省、县级人民代表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分别是城市选民选举权的1/5和1/4。这种状况直到!$$%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才有所改观，但是修改后城乡选民的选举权仍不平等。由于农的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加之依附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势地位、较低的文化素质等原因，农民参政意识普遍较低。改革开放后，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从事城市公民不愿从事的高风险、高劳动强度的工作，不仅付出和报酬不相称，而且如果在选举时不回户籍所在地，他的本来就处于劣势的选举权就会完全丧失。
5、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影响城市化进程
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国的工业化、非农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极不协调。在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再转移到第三产业，人口的就业结构依次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再转移到服务业等非农职业。在此过程中，人口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各国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当5 二元户籍制度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代中国急于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保障工业化的资金，建构户籍壁垒，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似乎走上了快速城市化的道路，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小城镇的数量的确不断增多，但专业化的中小城镇很少。又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不足，工业化水平低，尽管小城镇的户口对农业户口放开，但由于难以吸纳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中小城镇的吸引力并不大。大城市吸引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口的限制，只是流动多迁徙少，劳动力队伍不稳定，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21世纪初的“民工荒”问题就是典型的实例。农民在城市化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身份”的不同，国家没有提供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应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民进城后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尚难保障。而且很多大城市的发展往往一枝独大，没有形成密集的城市群，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城市的集聚效应没有充分发挥，难以成为工业化的加速器。当代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大量汲取农村积累，给农村遗留了至今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使农村、农民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在建国初期，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难免有快速迈入城市化国家行列的冲动。虽然中国利用这种制度建立了粗略的重工业体系，但也的确给当代中国的城市化留下很多遗憾。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别、社会不公等现象，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延缓城市化进程，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