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是与我同岁的西班牙姑娘，叫Regina，她非常漂亮，也很热情。有一天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妈给她寄来了500美元，想和我一起外出旅行：或是去山东曲阜的孔庙，或是去北戴河参加两个法国同学的生日晚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戴河，期盼在那个法国人的晚会上出现奇迹，遇到人愿意为我作担保。
北戴河的西山宾馆那时只对外国人开放，我是来参加晚会的唯一的中国人。那时候，连进宾馆拜访个客人都要登记，更何况要入住里面？我只有做手脚。于是我模仿外国人讲中文的口音，告诉宾馆的前台我是意大利华侨，丢了护照。服务员给我一张纸, 让我写出不具备证件的原因。他还特别问我：会写中文吗？我装成中文水平不高，成心写了几个错字。自从我定居意大利，就经常想起海边那次的谎言，一定是上帝惩我，让谎言成真，在我说谎的五年后真的来到意大利，成为意大利华侨。
晚会上我是唯一中国人，由于会讲法文，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Michel夫妇就是那晚相识的，日后又托人为我出了担保。
85年初我得到了担保，向法国使馆递进签证申请，在等待批准的日子，常常想象到达法国的日子，那将是怎样的国家！是那些大画家大文豪的国家呀！一想到能够在那里学习生活几年，我就会兴奋，可是至于靠什么在法国生存则考虑很少，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父亲对我自费留学的选择充满焦虑，他以往一贯支持我的所有决定，这次却成为我去法国的反对者。我找出一大堆话去安慰他，但是，我知道我的心也没底，父亲能够感到我内心的空虚。他何尝不想自己有一笔钱供孩子去海外读书，然而那时的中国谁见过多少钱？我感觉得到父亲对我能去法国留学而欣慰，又因为没有钱而担忧，他那深深的父爱我能体会。
父母为我买下香港----巴黎的机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300美元，在1985年，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开销了。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深圳，再从深圳的罗湖进入香港，这样又省了点钱。
临行的早晨，我睡醒走进父母的房间，直接钻进妈妈的被窝，装着睡着了。那被窝里还有妈妈的体温，特别暖和。他们以为我真的睡了，听到爸爸说：“她还是个孩子呀！”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潸然流下，湿了我的脸，湿了枕头。从此我将离开父母，离开得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谋生，我不敢想我会混出什么样，何年能够返回故乡。那个早晨，我产生一个欲望，就是在妈妈的被窝里睡下去，睡很久很久，不再踏上遥远的旅程。
晚上，我离开家时，妈妈躲进厨房，我知道她已哭成泪人，没有勇气与我告别。我忍着泪，大声地喊道：“妈，我走啦！”为我送行的人来了20多，北京站的站台上我被他们包围了。
火车开动时，我把身子探到窗外，泪眼迷离，看不清送行人的面孔，那二十多只挥动的手变成一片白色的花，在北京初春的夜晚摇拽。
北京到深圳，2000多公里，火车走了一天两夜。我几乎一直在睡，把威士忌掺着橘子水喝，酒精使我大脑麻木一些，减少离家的伤感，但那种很孤单的感觉一直包围着我。终于到了深圳，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受益的城市，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今日在中国几乎可以与香港媲美。下火车的时候，我四处寻找该来接我的人，是一个朋友的亲戚，但是始终不见来人，旅客都走光了，站台上就剩我一个人。我正发愁如何把我的大箱子拖走，见一个推车的中年男人走过来，问我是否要帮忙，说只收2元钱。他拉着我的行李走向罗湖海关，我跟在他身后，庆幸遇到了帮手。
海关的房子很旧，地上的青砖坑坑洼洼的。有近百人等着拿过境签证，有的人穿得很体面，多数人像难民，坐在编织袋上。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人人都讲广东话，我听不懂，还没出国就什么都听不懂了。整整等了五个小时，我再也克制不了自己，躲到一个墙角抽泣起来，后悔选择了出国。可是我知道已经没有退路，哭了一阵，心里舒服些了，擦干了眼泪又回去排队。
谁会想到几年后深圳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城市会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1996年我去深圳出差，特意回到海关看了看，因为那个海关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破房子被一座大楼取代了，大厅里站满了等待签证的人，中国人，外国人，足有近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