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心制定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包括三个部分。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集中论述了知行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文化建设计划;《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是一个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建设计划，包含了孙中山开发生产力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是关于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着作。
江 泽 民对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江 泽 民评价道："孙中山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他明确提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并在《建国方略》等着作中擘画了建设现代工业、交通和农业的蓝图，显示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解和宏伟气魄。他认为，要赶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应该实行‘开放主义’，‘要学外国的长处’，同时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建国方略是江 泽 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以心理建设开篇。这不是偶然的，说明孙中山认识到了国民心理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很早之前孙中山就认识到仅"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孙中山认为如果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政治文明就都没有民众的心理基础。
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时说："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他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的"自序"中还说："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以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比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简而言之，孙中山吸取早期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人民在认识到革命是可行的以后，才取得了推翻帝制的成功。如果能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观念的束缚，通过心理建设"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从近代世界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看，思想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日本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
而近代中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几代思想家和革命家都努力向国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种思想文化像欧洲、日本那样达到普及的程度，更别说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未彻底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和向民众普及革命思想不够，未能唤起民众。
孙中山所谓的心理建设也就是思想文化建设。孙中山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分别从饮食、用钱、作文、建房、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论十个方面为例论证了行易知难。他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树立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新观念，从而帮助人民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是"行——知——行"的过程，是"行"在前"知"在后的过程。
为了唤起民众投身革命，他将自然科学与社会革命进行类比提出"能知必能行"的观点，通过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类的社会实践说明"不知亦能行".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能正确认识知行关系，受到知易行难思想的束缚，即使知也不实行。理清知行关系后，孙中山还追述自己的革命历程以说明有志竟成。纵观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有以下两个观点可供借鉴：
第一，发展教育事业。孙中山看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
他提出了对学生全面实施"体育、智育、德育"的教育方针。主张普及全民教育和优先发展师范教育。
第二，加强道德建设。他指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以道德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指出提高人民道德水平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发展生产力为人们的道德水平创造物质条件。因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
其次，通过社会政治的进步来加强道德建设。"中国此次之革命……得一种高尚完全之政体，政体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
第三，加强对全社会的道德教育。他指出："此次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此后各种建设，亦须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学界关于国家前途既如此之重，不能不定一进行之方针……所谓今日唯一之方针者，社会道德是也。"
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既有积极的因素，又有消极的因素，要辩证地看待。孙中山主张发展教育事业和加强道德建设，体现了他对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视。他还认为有志者事竟成，包含了勇于实践的积极因素。但他的心理建设思想夸大了人的心理的作用，其中包含的缺乏科学分析的消极因素，应当克服。
《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1917 年到 1919 年，孙中山亲手制定了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施方案——《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孙中山一直以振兴实业、建设中国为己任。他在此书"自序"中写到："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吾国人欲有此知识，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从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实业计划》集中体现了孙中山通过发展实业开发中国生产力的思想。江 泽 民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生活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欧美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江 泽 民也说过："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孙中山在分析近代中国国情时看到了中国生产力的落后。辛亥革命刚胜利，孙中山强调，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1912 年，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表明他对开发生产力的重视。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只有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从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满足人民需要出发，为在中国开发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设想和方案。《实业计划》全书共有六大计划， 每一计划分为五部。
第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交通、移民蒙古和新疆、能源铁矿和钢铁生产等建设发展规划。第二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东方大港为中心的水路交通和沿长江建设、发展水泥等建筑材料工业。第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广州南方大港为中心建设水路交通系统、铁路系统、海港造船工业。第四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铁路和造船工业。
第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直接关系民生问题的如食、衣、住、行等轻工业。第六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矿业及其配套机械、冶炼生产建设。孙中山主张综合开发中国生产力，以铁路为命脉，以农业为中心，以采矿、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为工业之根。
他的实业建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孙中山建设实业以救贫为当务之急，同时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清政府残酷剥削，使中国"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出路只有一条"非提兴实业不能救贫".孙中山把发展实业，走西方工业化道路，作为使人民摆脱贫穷困境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他把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看作首要任务，并且已经意识到机器相对于手工是当时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同时将实业概括为机器生产事业，提出用机器代替手工。他说："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每日挖十余吨，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 "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作，所以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区别。"
不仅工业要废手工采机器，农业也要实现机械化，用电力、汽力代替人力。他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量来帮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机器发明之后，用一个人管理一副机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机器的生产力和人工的生产力便有大大的分别。"工农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就都得到开发了。
第二，孙中山实业建设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相结合。这样形成的经济结构既公私互补、互相竞争，又能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孙中山总结当时欧洲主要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劳资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尖锐的状况的经验，指出发展生产力要避免因少数人垄断社会财富而造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尖锐的问题。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学说中反复强调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他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
至于哪些行业由个人企业经营，孙中山认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
同时大实业应归国有，但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第三，孙中山把仿行西法，对外开放作为实业建设的重要手段。《实业计划(物质建设)》最初发表在 1916 年 6 月号《远东时报》上的英文标题为《Th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直译为汉语就是《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在开发生产力方面的具体表现，体现了孙中山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思想。
孙中山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后人带来的便捷为例，说明中国要取西方成功之捷径，避免西方失败之弯路，吸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便可省却许多冤枉工夫，后来居上。他说："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此所以吾等从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预知其彼岸为美洲新大陆而非印度矣。经济界趋势，亦如是也。"
鉴于此，他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他说："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使外国之资本主义"就是要利用外资，引进人才，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对外开放。
第四，孙中山视发展交通为实业建设的战略重点，尤其注重铁路建设。他说：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以铁路为重要。"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将交通业的发展置于实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将铁路建设置于交通业发展的优先地位，规划了西北、西南、中央、东南、东北和高原等六大铁路系统共计大小 106 条铁路干线，并全面规划了公路、海港、内河等建设。铁路在当时的中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三部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论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则，主要是会议规则，是一部关于建设社会政治文明，实现国家政治民主的着作。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对人民的统治，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有人民性的一面，但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明智的君本位理论。
近代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也试图在不推翻封建王朝的前提下，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生活艰苦，以致他对外受列强欺凌，内受封建剥削的中国人民深表同情。他弃医从政就是为了解除人民的苦难。后来孙中山在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吸收外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权思想。正如孙中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仅用于革命理论，还用于国家学说和治国实践，作为革命和建国的终极目标，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顶峰，是对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卓越贡献。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早在1894 年孙中山就指出：国以民为本。他在 1895 年拟订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引述了《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一语来说明自己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
190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905 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于 1906 年 12 月 2 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美的国家。"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谈到共和制以民为本时又说过："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贵，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言为不污也。"
孙中山指出："有美国共和，而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1912 年 1 月 28 日，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饬各省都督及各军政府，"以保护人民财产为急务","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后来，在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政策法令中，均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指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具体规定了人民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孙中山民权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即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他的《建国方略》，都是以"民"为最终目的的。孙中山在解释他的三民主义时说："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
三民主义的实质是民权主义，而民权主义的实质就是民主共和政体的思想。按照孙中山的设想，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以人民为基础的国家，也就是主权在民。建立国家的目的在民权，因为"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
他把专制独裁称之为官治，而把民主共和称之为民治。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民治，就是"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为自动者，此其所以与官治截然不同也".
孙中山指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孙中山所说的"以人民为主体",即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级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
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中国封建社会是"朕即天下",统治者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孙中山把这种颠倒了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了，把人民称为主人，把官吏称为公仆。主人与公仆的思想是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则是首倡并付诸实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第二，"为人民服役".孙中山创造性地解决了政府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到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正确处理官民关系是一个关键。既然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那么官吏就要为人民服务。因此，孙中山建国学说的本质就是坚持以民为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1911 年 12 月 30 日，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就职前夕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到："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提出：作为临时大总统要"为众服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许多决策，也都体现了政府官员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比如，孙中山在新政府中，努力做到精兵简政;在公务员的俸给方面，实行低薪制，使公务员保持廉洁奉公精神，在建设新政权过程中能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至于官吏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役和怎样为人民服役，孙中山也作了明确的说明。孙中山指出：
"人民终岁勤动，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因此，官吏在供职期间，应该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
第三，"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役"的思想作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具体化，进一步表现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便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这是孙中山为人民谋幸福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什么"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呢?孙中山认为："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
同时，孙中山还指出："那种少数人的富，是假富，多数人的富，才是真富".孙中山所说的"大多数人"主要是指的农民和工人这两类劳苦大众。他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穷苦之工人，所在皆是。"由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农民，孙中山把解决农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孙中山把农民问题作为革命的目的之一，将"平均地权"列为辛亥革命誓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具体提出了关心人民生活所需，即："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充分反映了孙中山"为人民谋幸福"的高尚品格。
第四，"唤起民众".孙中山认为人心是一种力量，一个政党如果能够赢得人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会有力量。因此孙中山要求国民党要以人民的拥护为自己的力量。孙中山以国民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经历说明人心的重要性，他说："吾党在国内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称帝，讨袁军兴，推翻洪宪，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二次。
张勋复辟，吾党提倡护法，其后徐氏退位，以至陈炯明谋叛，北方武人亦承认护法，是吾党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是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
因此，孙中山认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的心力，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只有唤起民众，中国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只要唤起民众，中国民主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的。在国共合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更是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工农。他指出："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
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孙中山在晚年一再强调要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认为："根本救国，端在唤醒国民。"即使在弥留之际，孙中山仍然念念不忘并遗嘱"唤起民众".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