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真的源自“昌南”吗？
来源：网络 作者：罗学正
近年来，景德镇一些有识之士处于爱市心切，杜撰了一个“China”即来自于“昌南”谐音的神圣命题。其逻辑是：英语中的“China”即指中国，又代指瓷器，而景德镇是瓷器的故乡，曾俗称“昌南”。于是，“昌南”——“China”便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推论!景德镇的各种媒体、各级领导无不欢欣鼓舞，广为传播，甚至省级和中央部分媒体也欣然接受，参与宣传。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笔者也曾激动过，但仔细想来，又觉得许多地方说不通，想批驳它又嫌史料不足难以服人，也就搁了下来。近来搜寻到了一些相关资料，觉得有理有据，于是，近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先说说英语中称中国为“China”的源流。查阅一下新版《辞海》就会知道，原来“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等地人称中国为Cina、thin……后在佛教经籍中译作支那、至那或指那等”。如唐代名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与印度戒日王的一段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师传》也记载：“三藏至印土，王曰：‘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玄奘所谓的“文教之邦”，正可看出他对“支那”的具体描写。据冯庆钧《西域地名》考证：支那(Cina)是“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神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那么，支那为什么用作中国之号?其本意又是什么?还须作进一步的考察。
与玄奘相去不远的唐代高僧义净，曾由海路往印度取经，归国后又曾在东(洛阳)西(长安)二都主持译事，著译甚丰。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且如西土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一有名无义的说法，得到比义净稍晚的唐代高僧慧苑的纠正，他在所撰《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此得名，即今汉国是也。”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说：“支那，此云文物国。”这是两部专讲梵语语义的辞书，当是可信的。与之佐证的，则是近代对梵语文学有精湛研究的苏曼殊大师，他在《曼殊全集·书扎集》中所作考证认为“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
考婆罗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这就足证，“支那”一辞不仅有“义”，而且是古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包括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感情。至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吞中国，采用佛经中对中国的称谓，不称中国国号而称“支那”，妄图以此来侮辱中国国格，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从史料分析，早在印度婆罗多王朝，约相当于我国殷商时期，印度就有代指中国的“支那”之名。古代印度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对欧亚两大洲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支那”(thin、sinal)称谓中国，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接受印度现成说法的例证。而英语中对中国称“China”，便是从希腊、罗马语中转换而来。
那么，英语中“China”一词，语意既指中国，又指瓷器，这是怎么回事呢?拒以上分析，代指中国的“China”(支那)，早在我国瓷器还没有真正产生的殷商时期便已出现。而代指瓷器的“China”却出现的很晚。众所周知，十七世纪以前，欧洲还没有生产真正的瓷器(硬质瓷)。欧洲人见到中国瓷器最早不会超过十三世纪(相当于宋、元间)，早期只是通过阿拉伯商人经地中海转口。景德镇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上，是十五世纪以后的事。精美的中国瓷器不仅给欧洲人带去了意想不到的美的感受，更给他们的生活带去极大的方便。然而，这些妙不可言的器物该怎么称乎呢?既然是从中国来的，英语中又没有现成的称谓，那就叫“China”吧!
根据英文《韦氏大辞典》所载，瓷器(China)一词最初即来源于支那(China)。由此可见在西方是先有中国之名，后有瓷器之称。其实这种借代称谓在欧语中并不鲜见。如青绿色的龙泉青瓷，便是以法国田园戏剧《阿司特萊》中牧羊人“雪拉同”(celadon)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的舞台服装色彩很接近龙泉青瓷。再如，十七世纪初，荷兰人在海上俘获一艘名为克拉克(kraak)的葡萄牙的贸易商船，上面装载大量的景德镇及福建沿海等地生产的青花瓷，这些满饰开花图案的盘、碗、杯、碟等，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拍卖，给欧洲人以巨大的影响。以后这类外销瓷便以船号命名，统称“克拉克”瓷。
回头再说说景德镇俗称的所谓“昌南”镇。严格地说，宋代以前，地处浮梁县兴西乡的现景德镇所在地，还只是个江村草市，名不见经传。瓷器生产大部分散落在浮梁县境内各地，以南河、小南河两岸为中心。明嘉靖《江西大志·陶书》云：“陶厂景德镇在今浮梁县兴西乡，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清乾嘉间蓝浦在其所撰《景德镇陶录》中则作了进一步发挥：“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素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置’四字……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考古资料证实，北宋景德镇瓷器属吊脚装烧，器底无釉而多粘渣，不可能书底款，也从未发现过。可见是他根据清代的官窑烧造而杜撰的。
同样，所谓“昌南”之说，也是发挥文人的想象而杜撰的。他在《陶录》卷一《图说·景德镇图》中谓：“景德镇兴西乡，去城二十五里，在昌江之南，故称昌南镇”。这是站在浮梁县城看景德镇，昌江河浮梁段由东西向改南北向，景德镇自然在昌江之南。既使如此，“昌南”镇也只是在文人中流传的雅称，并非官府设定。而且据蓝浦所说，自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设镇后，“昌南之名逐微。”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仅在地方小范围、短时间流行的名称，何以与代称中国的英文“China”挂上钩呢!
景德镇的人民十分朴实，爱市之心溢于言表，在保“瓷都”地位的热潮中表现尤为突出。但是，著名学者刘新园先生有一句恢谐的名言：“如果自己不漂亮，老在人前吹嘘：我母亲漂亮，母亲的母亲更漂亮，会让人笑话的。”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是靠我们先辈工匠自强不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与竟争意识。我们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些优良传统而不是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