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眼中的岳阳楼
位于湖南岳阳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千百年来，是无数文人骚客追古思今、凭栏抒怀之地，有着“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历史上岳阳楼经历过多次重修、复建，但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
滕子京，河南人，名宗谅，子京是字，与范仲淹同年进士，二人交情匪浅。子京一生官运不畅，起起落落，直至范仲淹为其作《岳阳楼记》后，名声大噪，从此只闻“滕子京”，不闻“滕宗谅”。
《岳阳楼记》开篇写“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个“谪”就是其人生的基调。滕子京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在宫中任大理寺丞、殿中丞，结果宫中两次失火，牵连遭贬，之后长期任职地方。子京十分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必兴办学校;他重视文化建设，重修古迹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他忠于职守，庆历二年，任泾州知州，西夏入侵，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守城，招募少数民族勇士，最终将西夏军击退;他勤政为民，初任泰州，修筑捍海堤堰，谪守巴陵郡又治水患，修筑堰虹堤。同朝史学家司马光盛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
滕子京为人豪迈，具备为任一方的学识与才干，是个有抱负的政治家，可伴其一生，其自负与好大喜功，一直饱受诟病，加之牵连政治斗争，接连被贬，颠沛流离，五十八岁便郁郁离世。
子京命运多舛，关键是没有管好“钱袋子”，有贪功求大之嫌。北宋中期以后，地方财政经常入不敷出，中央财政也自顾不暇，可滕子京为了兴办学校，不惜血本扩建学堂、拜请名师，“费钱数十万”，公款花销惊人，以至于他转任时，同僚怀疑他贪污，不肯替其书历。庆历二年，驻守边疆的滕子京为庆贺泾州战役胜利，轰轰烈烈地大摆筵席，出手阔绰地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和抚恤遗属。没多久就被人指控滥用公款十六万贯，其间数万贯钱财去向不明，监察御史启动弹劾，滕子京一时慌乱，怕株连无辜，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全部烧光，反将罪名坐实。“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有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力保，才未获刑罚，之后便贬到了岳阳。
滕子京也过分自负，他长期任地方长官，主掌一方，钱、权、物都他一人说了算。《宋史》的评价：“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可见子京对钱财没有贪念，可他不愿放权，也不相信其他人，事事亲力亲为，账目、支出只有他一人掌握。缺少监督的一把手，又好大喜功，在任上新修土木，照着个人喜好兴办学堂、重修楼宇，花费无度，有造福一方之说，可也有为个人大谋政绩之嫌，令旁人疑心钱款去向，他个人更是说不清楚。所以从他为官湖州到泾州再到岳州，滕子京这个一把手，没少被人诋毁。
庆历四年，岳阳楼修葺一新，滕子京写信给挚交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盛举。而范文正仅凭着对好友的力挺之情以及一幅《洞庭秋晚图》，未亲到现场，便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文中不仅抒发了个人情怀，也对老友子京委婉规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告诫其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踏实为官，勿做表面文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其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要因一时受挫而消沉。文正公是生怕滕子京再因重修岳阳楼花费巨大，而招来祸患。
兴建岳阳楼时滕子京年届五旬，五十而知天命，洞庭湖水，巴陵山丘，横无际涯，气象万千，心念重建岳阳楼之大观，不仅可以“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慰藉迁客骚人，更借以一雪前耻，为自己正名。不仅对工程施工格外用心，力求美轮美奂，子京还吸取教训，重修的花费不靠财政拨款，不搞集资摊派，而是巧妙地调动民间资本，向民间欠账的“老赖”伸手，动员债主把债款捐给政府，欠钱之人怕得罪官府，乖乖还钱，一下子解决了资金来源，还得到百姓认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岳阳执政三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可谓忍辱负重，“泾州过用公款案”最终也水落石出，“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当岳阳楼重建落成之日，子京“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
几十年来经历跌宕起伏、背负着沉重包袱的滕子京终于释然恸哭。子京也尝求古仁人之心，可急于求成和自负心理，让他栽了跟头。为官不易，不光要有能干事、干成事的事业心，更要有为民务实、花费有度的执政之策。往事越千年，屡修屡毁又屡毁屡修的岳阳楼仍伫立在洞庭湖畔，却早已不复当年子京修筑的模样，流芳百世的永远是名篇与佳话，而非一砖一瓦一草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