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2011年和14位学者及社会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了联合署名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
3月3日，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媒体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很快会出来”，甚至“用不了十个月。”此言一出，社会哗然。
如何兼顾北京家长和孩子利益的同时，不损害非京籍纳税人及其孩子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前焦点问题。有家长清醒地认识到，异地高考之争，“不是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竞争，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远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
高考地的两难选择
“我儿子已经上高二了，多半是赶不上了。”看到新闻，申益并没有松一口气。
2000年，作为某IT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人才，申益成为第一批北京工作居住证持有者在北京工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就在北京读书，因为有北京绿卡，在读中小学时享受市民待遇。”
“孩子小的时候，总想着离高考还早，以后政策就变了，没曾想一晃10多年过去了，还没任何松动。” 申益无奈地嘟囔。
申益目前最现实的难题是，如果政策不变，孩子明年就得回老家高考，而根据当地规定，有户籍但没有学籍的孩子只能以社会考生身份报名，不得报考提前录取院校、军校，“可儿子一心想进军校。”
与申益有着相同困扰的家长并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义务教育阶段有47.8万多随迁子女。在现有政策下，这些孩子只能以借考形式参加中考，不能报考北京市高中，不得在京参加高考。
“但回老家也不行啊。”山东人张猷说，抛开家长的难处不说，孩子从生活上到学习上都很难适应，“各地高中教育方式不一样，甚至考试科目都有差别。而且交流都成问题，尤其是江浙一带，一口京片子的孩子回家连方言都听不懂。”
2006年，张猷被单位派到北京接手分公司的管理，“当时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姐姐的前车之鉴让张猷打定了主意，“绝不把孩子送回去。”
“我姐在北京呆了20多年，没有北京户口，儿子初中时转回山东。但没有家长管，老师又管不过来，加上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叛逆、自制力不强，养成了很多坏毛病。无奈之下，孩子上高三时，我姐只好再回山东咬咬牙又买了套房，专门陪儿子读书。”类似的故事，在随迁子女家长的QQ群里还有很多。
“为什么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在一起，长大了反而被划上了另类的印记呢？”2005年就带着5岁的儿子来北京的武涛说，从上幼儿园开始，同班家长就建了一个QQ群，她是群主，“大家在群里一起讨论报哪个兴趣班，周末去哪玩，关系很融洽，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北京户口，我们生活在一起，感觉都一样。”
但武涛发现，现在上六年级的儿子早已明白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区别，比如外地孩子不能享受“一老一小”医保。“学校每年发医疗保险表，他会跟我说，妈妈，那个表我们不用填。”
“最近看电视，儿子看到留守儿童这个词，就问我是什么意思。为了方便理解，我说，以前在老家，对爸爸而言，你就是留守儿童。没想到，儿子低头想了想说，哦，那我很快又要成留守儿童了。”武涛听了很心疼，“户口就像卡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紧箍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紧。我们以为孩子小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明白。”
与武涛一样，申益和张猷都曾遭遇类似的情况，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有体育特长或音乐特长的孩子没法代表学校比赛，评三好生、优干也往往有诸多阻碍。
张猷有一次还因此去学校理论了一番，“孩子是学校的打击乐首席，有次参加大型演出，表演前没几天突然把我的孩子撤下了，换上了一个北京孩子。我气不过，去学校找老师。学校最终出了个折中方案，两个人的表演变成了3个人。”
张猷觉得，表演是小事，但孩子应该有被公平对待的权利，“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被划成了另一类人。”
尽管面临两难抉择，但多数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因为相当一部分新移民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在迁入的城市，返回原籍面临着巨大的代价，有些孩子甚至因此“被留学”。
京籍家长的担忧
一边是随迁子女家长群体越来越高的放开异地高考的呼声；另一边，则是在北京、上海这些热点地区本地户籍家长的担忧与反对。
据报道，此次两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想到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杜玉波也坦承，异地高考放开，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来自于当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在准入门槛上仔细测算好才能确定。
3月9日、3月13日，在“e度教育社区”论坛里，有网友陆续发表了“北京家长针对‘异地高考’等问题的几点意见”，以及《北京市民致教育部的公开信》，引发网友关注和跟帖。
在公开信和意见中，京籍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放开流动人口子女参加本地高考，会对本地学生造成冲击；因洼地效应而产生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剧城市的承载压力。并提出在小学、初中、高中、高考阶段对外来人口子女实行不同的限制方案。
北京市民田芳说，虽然她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但她已切身感受到了幼儿园入园难、小学入学难，更不用说从周围同事孩子小升初中感受到的惊恐和艰辛。她觉得，外来人口的快速增加已经给京籍家长带来了压力，“我所在的小区就有随迁子女家长，他们基本都生了二胎，这些人要么在公司打工，要么做小生意，国家对他们的超生行为无法监管。”
田芳说，“这不单是一个高考的问题，必须看到其背后一系列引发的问题。”
在论坛上，网友墨宝说，“开放高考涉及到的地方财政、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交通乃至计划生育方面，这些问题都考虑了吗？你们不觉得北京已经不堪重负了吗？”
田芳担心，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北京会涌入大量外来生源，“较高的升学率一直是北京的优势，一旦放开，必将吸引更多人落脚北京，户籍制度也将被彻底架空，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两会期间，不少代表也提出了开放异地高考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考竞争相对不激烈，人口流入多，是异地高考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地区。
“这不是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竞争，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从长远来看，大家都是受害者。”一开始，看到网上京籍家长言辞激烈的反对意见，武涛会很生气，“但后来想想，也能理解他们。”
而在武涛看来，在这一场博弈中，受影响的不只是非京籍孩子，“如果一个北京孩子认为，他上大学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身边外地户口孩子的离开，这种心态对吗？等到他踏入社会，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地域的竞争者，他又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武涛担心，双方的争论会演变成双输的局面，这对双方孩子的成长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遥远的希望
2月29日，山东率先发布改革意见，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与山东考生享受同等录取政策。
这让王莉隐隐地感到了一丝希望，“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改革还是会一步步推进的。”
2010年，北京义务教育放开对外地户籍的限制也曾让王莉感受到希望。本想在孩子升初中时就要回河北老家的她因此选择了留京。
2010年5月，北京市教委发布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将保证其在京入学和接受教育”。各区县教委公布2010年小升初政策，非京籍学生享受同城待遇，可享受派位、推优、特长生选拔等权利。
据悉，小升初政策的转变缘于部分家长的努力与坚持。2009年，部分家长开始推动非京籍子女正常参加小升初，并于2010年3月，首赴海淀区教委表达诉求，此后每周一次到海淀区教委、北京市教委反映情况。
此后，申益、王莉、武涛、张猷等有相同诉求的家长联合起来，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吁。2010年2月起，北京家长率先自发成立“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随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这些家长志愿者寻求支持者签名，并将这些签名连同诉求送到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呼吁尽快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享有教育公平的权利。
2011年10月29日，随迁子女家长发布民间版《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建议各省区以学籍取代户籍作为高考报名依据，允许非户籍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
他们的呼吁也开始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个人赞成异地高考，他认为，随迁子女家长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为这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长期贡献，跟随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子女，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在这里受教育和参加考试的权利。但它在操作上确实有一定复杂性，他建议，异地高考实行后，北京、上海等地应更多地投放招生计划指标，以保证不会影响到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
虽然异地高考的改革之路还面临重重困难，但申益说，即使儿子赶不上北京放开异地高考，他也还会继续奔走呼吁，因为“每个孩子，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都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均为化名）
■ 对话
“高考户籍限制违反《教育法》”
1 新京报：2009年11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曾向教育部提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这是你主持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其中是否涉及异地高考问题？是否收到教育部回复？
张千帆：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异地高考问题，直到2010年有些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这个问题才逐渐被人们重视。《建议书》主要关注大学对不同省市考生招生不公的问题，比如北大对北京考生就有所照顾。我们主张大学公平招生，北大和清华的招生标准可以不一样，但他们都必须以同样的标准面向全国考生。当时教育部也表示正在研究。那时正在制定国家教育发展纲要，但后来我们看到，纲要并没有吸收《建议书》的主要主张。
2 新京报：为什么两年后，你又和14位学者及社会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了联合署名的《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之后是否得到国务院反馈？
张千帆：我那时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全国每年几百万考生遭歧视，却没有人站出来从法律上挑战招生指标制度。直到后来随迁子女家长出来呼吁，我们终于看到了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的潜在推动力，于是再次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其实，高考户籍限制违反了《教育法》，从法律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起诉，但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所以我们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提请国务院审查教育部的规定。事后我们得到了国务院的反馈，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3 新京报：你认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张千帆：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居民以及对决定招生和考试政策有影响的地方官员。毕竟开放户籍限制将增加地方考生数量和竞争压力，如果按照当地标准录取还将占用各大学对当地分配的招生指标。目前，山东率先取消了户籍限制，这是很好的，但山东毕竟不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北上广等地实现异地高考阻力会比较大。
其实，随迁子女高考完全不涉及什么技术问题，它主要是全国高考试题不统一带来的困扰。2002年后，我们开始实行“分省命题”，但时至今日，“分省命题”并没有实现“提高素质教育”等当初承诺的好处，像北京学生高考的压力依然很大。如果我们恢复2002年之前的统一高考，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也就解决了。
4 新京报：去年10月《建议》公布后，曾有很多人质疑它，你怎么看待这些反对声音？
张千帆：北京等地考生和家长有一些反对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放开户籍限制会增加本地考生的竞争压力。有些教育学者可能也对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等建议存有质疑，认为是搞“大一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可以说，总的改革方向是没什么人反对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上有些人存有异议。
5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随迁子女家长们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张千帆：我认为家长们的诉求是比较合理的，提出要求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且方案也确实考虑了当地困难。从方案具体内容来看，我认为一些措施如“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等，也能比较有效地解决目前的问题。
但我们也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方案，对各项标准制定得更严格，这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权衡各方利益，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6 新京报：《建议》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入手，最后提出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及实行公平的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请问这些建议的原因和具体解决方式是什么？
张千帆：解决国内大学的招生与考试制度问题肯定是要分阶段进行的，目前异地高考问题迫在眉睫，需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其他问题会接踵而来。我认为恢复统一高考是必须的，它是大学公平招生的必要条件。但统一高考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再根据大学的特色和要求进行自主招生。目前国内自主招生是高考前进行，主要是给考生高考加分，这其实是违背自主招生初衷的。而且现在大部分考生是没有机会参加自主招生的，这也不公平。我们需要改变自主招生的性质，能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主招生，并且能够在原则上公平录取，这是我所期望的。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缪晨霞 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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