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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蒿里行
选自《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曹操关东〔关东〕函谷关(在现在河南省灵宝西南)以东的广大地区。有义士〔义士〕仗义勇为的人，这里指讨伐董卓的军阀们。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春，关东各地军阀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当时董卓焚烧抢掠了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他自己屯留在洛阳。曹操认为讨伐董卓是正义的行为，所以称讨伐者是义士。，兴兵讨群凶〔群凶〕指董卓和他的部将。。
初期会盟津〔初期会盟津〕最初希望像周武王跟诸侯在孟津会师结盟那样(结成牢固的同盟)。相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跟八百诸侯在盟津(即孟津，现在河南省孟县南)会师结盟。这里是借用典故，表示各州郡的军阀讨伐董卓具有正义性，不是叙写实事。期，希望。，乃心在咸阳〔乃心在咸阳〕他们的心里都想跟刘邦、项羽当年攻入秦都咸阳那样直捣洛阳。这句也是用典，承上句的意思，表示希望这样。乃，同“其”，指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阀。。
军合力不齐〔军合力不齐〕军队虽然会合到一起了，但是力量不统一。指军阀各有野心。，踌躇而雁行〔踌躇而雁行〕犹豫不前，只是像雁群飞行那样排好了行列。这里用来形容讨伐董卓的各军互相观望，只是列阵，谁也不进攻。。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①〔嗣还(xuán)自相戕(qiāng)〕随后不久会盟的军阀就自相残杀起来。嗣还，随后不久，还，同“旋”。戕，杀害。。
淮南弟称号〔淮南弟称号〕袁绍在淮南的弟弟冒称帝号。建安二年(197)，袁绍异母弟袁术在淮南(现在安徽省寿县)自立为皇帝。，刻玺于北方〔刻玺于北方〕袁绍自己在北方刻了金玺。汉献帝初平二年(191)，袁绍阴谋废汉献帝，立刘虞为皇帝，曾私刻金玺。玺，皇帝的印。北方，当时袁绍屯兵河内(现在河南省武陟县一带)，在淮南的北边，所以称北方。。
铠甲生虮虱〔铠(kǎi)甲生虮(jǐ)虱(shī)〕将士们穿的铠甲都生了虮子、虱子，形容战争频繁。铠甲，古代兵士打仗穿的护身服装，多用金属片和皮革制成。虮，虱子的卵。，万姓以死亡〔万姓以死亡〕百姓因为军阀混战而多死亡。万姓，百姓。以，因此。。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生民百遗一〕百姓死亡惨重，百不余一。生民，百姓。百遗一，一百个人里剩下一个人。这是说剩下的极少，不是确数。，念之断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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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朝廷倾危，局势纷乱，军阀连年混战。曹操身处世事动荡的旋涡中，亲历了这一过程。这首诗就是他对事情发展过程的追述，涵盖内容丰富而概括力强，不愧被后人称为“诗史”。诗中先写各路军阀从最初的“由义而动”到最后自相残杀的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爱憎;然后诗人的视线由上层军阀转向下面的将士和百姓，揭示长期战乱给将士和百姓带来的痛苦。这种结构安排，自然而然地激起人们对不顾将士和百姓死活的军阀的痛恨，诗人忧心国难、心系百姓的形象也就此定格。
在理解本诗大意的基础上反复诵读，注意读出感情。
〔有关资料〕
《蒿里行》赏析
《蒿里行》，本是庶民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曹操运用这一哀伤的曲调来写乱世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深沉的感慨，内容和调式是很和谐的，这是曹操运用旧题乐府的一个特点。
这首诗被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确实，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前四句写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以勤王灭贼号召天下。中间六句写军阀为了争夺权势而互相残杀。这六句又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军合力不齐”二句，写结义兵之初，已然露出危机;“军合”只是表面上的合，“力不齐”已预示出分裂的危险;“踌躇”二字写尽这些“勤王”的英雄们畏敌如虎，拥兵自重的心理，“雁行”已预示着必然要分道扬镳。“势利使人争”两句，则进一步写出他们之间终于为了争权夺利而很快互相杀伐起来。“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则举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袁绍、袁术这两个堂兄弟竟然成了死对头，袁术自己要称帝，大骂袁绍为家奴;袁绍则更阴险，想借用刘虞为帝而号令天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当时又兵力最强，其叔父又被董卓所杀，因而自然成了各路诸侯之盟主，曹操在这里举二袁之争，可以概见当时乱世群雄的情形。读了这六句诗，我们仿佛看到这帮军阀从暗斗以至明争，终于打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历史过程。无怪乎钟惺说曹操“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字)、公路(袁术字)、景升(刘表字)辈，落其目中掌中之矣。”(《古诗归》)“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作者在写这段纷繁的历史事变时，从大局着眼，从关节处入手，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善于突出重点，使人感到诗人自是站在高处，全局在胸，所以运笔自如，简劲有力。从“史”的角度说，这首诗真不啻就是一首汉末良史。
但这首诗，最动人的还是作者的“诗情”。从情的角度分析，这首诗也是脉络分明的。前四句，可以说写诗人起初的愿望。“关东义士”虽可泛指诸路将领，但我以为主要是曹操隐然自指。曹操兴义兵，讨群凶是其本心，尤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两句，正可谓是曹操开始追求的目标：他想大家合兵于孟津对洛阳构成一种进逼的势态，一旦洛阳得手就可打开进攻长安的门户，就可完成灭贼勤王的大计。这在《三国志 武帝纪》中讲的是很清楚的。中间六句写曹操的失望。他没有料到这些军阀竟然这般卑鄙，因而大有“竖子不足与谋”的感慨，鄙视和痛恨之情感溢于言表。最后六句写曹操的哀伤，他既是伤生民之苦，也是伤自己整顿乾坤宏愿的受挫。从曹操情感发展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以天下为己任，救万民于水火的博大胸怀和深挚情感。这才使这首诗具有“诗史”的艺术魅力。(张家顺)
(选自《乐府诗鉴赏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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