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雨说
郑愁予，现代诗人。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抗战期间，随母亲转徙于内地各地，在避难途中，由母亲教读古诗词。15岁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惟一被选入的诗集。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惟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郑愁予，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
欣赏《雨说》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刊于1980年4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它清新活泼，明朗而耐读，是老少咸宜的童歌，是郑愁予──也是新诗──的最佳作品之一。愁予诗风，一向轻美如轻音乐。从前的诗轻柔得有时带点消极，这首《雨说》则轻快而富积极意义，其气象已不限于轻音乐了。
全诗共有八节，第一和第七节各长八行，第六节长五行，其余每节四行。第一节说春天四月之际，大地等待雨的降临。第二节写雨轻轻地来。第三、四节说雨希望地上的人不要抗拒它，而要迎接它、亲近它。第五节写大地得到雨的滋润。第六节说雨在笑中长大，因此第七节中，雨希望大家也笑，勇敢地笑。第八节说雨降落在大地上，大地结出了果实。
这雨不是波勃狄伦(Bob Dylan)的《苦雨》(hard rain)，而是甜甜地叫着孩子乳名的、使大地长出甜甜的苹果的甜雨;不是余光中春寒料峭的《冷雨》，而是充满“温声细语”、充满“爱心”的暖雨;不是范仲淹“连月不开”的霏霏“淫雨”，而是脚步轻快、其润如酥的喜雨。这雨滋润大地，使万物欣欣向荣。这雨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充满快乐的四月，而不是艾略特所抱怨的“残酷的”四月。这雨“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又亲近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歌声，这雨使天地人和谐交融在一起。这雨带来的春天，是纳斯鸟语花香的“甜蜜的春天”。傅莱那“典型春天”的美好事物和气氛，这里都有了。
郑愁予笔下这雨，为人带来了希望和幸福，最后为此捐躯，在土地里“快乐地安息”。此诗的主题，非常光明、积极，可以说是“健康”的。这种主题的作品，有益世道人心，当然值得提倡。不过，我欣赏这首诗，着眼点与其说在诗教，毋宁说在诗艺。《雨说》一诗，固然标志郑愁予在主题意识上的转变，更显示他在艺术技巧上的执著。满篇诗教，了无诗艺的东西太多了。《雨说》做到两者合一，而其成功的关键，显然在诗艺。
拟人法的运用，使此诗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田圃、牧场、鱼塘、小溪都有生命，因为都会等待。雨是诗的主角，当然更活泼了。我们看到雨走着、呼唤着，是多么可爱的春之使者!雨引领人“绕着池塘跟跳跃的鱼儿说声好/去听听溪水练习新编的洗衣谣”，他教万物“勇敢地笑”：“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这语句巧妙极了。在和风细雨中，柳条轻轻摆动，真像笑弯了腰。雨从石狮子的面部滴下来，真像笑出了泪。华兹华斯《初春走笔》(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一诗，写春天的景象，有以下两行：
初生的枝条伸出扇子
去捕捉微风
我认为这两行就不如“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那么新鲜有趣。愁予这一句，和贺知章的《咏柳》一样别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优秀的诗人，总有丰富的想像力，郑愁予自然没有例外。他把白云比喻为雨的襁褓，这是很好的想像，而这个说法又是合乎科学的：水气(云)遇冷凝结成雨，雨从云孕育而来，所以说云是雨的襁褓。“云”而云“白”，则为了说明雨童年生活的美好幸福。诗人又说雨“不再回去”天上，而安息在土地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雨一落下来，就消失了，就入土为安了。第二节第二行的“织”字用得好，这表现了诗人炼字的功夫，也表现了他的想像力。雨丝条条，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正是“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吗?
《雨说》的呼应也极佳。全诗以雨为中心意象，开阖发展，正如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自不待言。第一节的田圃、牧场、鱼塘和小溪四样东西(它们都需要雨，由此可见诗人的精心安排)出现后，第一节本身马上呼应了一次，至第五节又呼应了一次。这首诗的结构，紧密而井然。第一节以等待雨的降临开始;第二至七节写雨如何滋润大地，如何给万物带来欢笑;第八节以雨完成使命而安息终结。(植物得到滋润而开花结果，那苹果是甜甜的，当然没有黄春明笔下小说的那股涩味。)万物的欢笑，是圆舞曲般的春之声、春之舞，而雨的完成使命，则是春之祭了。整首诗，从展示(exposition，第一节)、到发展(development，第二至七节)、到概括(recapitulation，第八节)，是一阕充满快乐气氛的“春雨交响乐”乐章。
《雨说》的副题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清新活泼，积极有生气，明朗而耐读，口语化的文字又精练流丽，应该编入教科书，让所有中国的儿童阅读和歌唱。
(选自《如何读新诗》，香港学津出版社1982年版)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原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郑愁予，抗战期间，随母亲转徙于内地各地，在避难途中，由母亲教读古诗词。15岁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郑愁予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我与鲁迅相埒;这种穿越中国新文学史的选择，说明了广大的文学读者，已超越了流行与时尚。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惟一被选入的诗集。今年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惟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原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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