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康
一年冬天，南朝宋文帝端坐宫中，品尝进贡的甘蔗，连连摇头，觉得这甘蔗的形状和味道都非常差劲，便当场表示不满。在坐的宰相连想都没有想就说：“今年的甘蔗也有上品。”并立即派人去相府取来，上品果然是上品，就连外形都比皇上吃的要长三寸，味道就更不用说了。上等的贡品进了相府，刘宋文帝是什么心情，不得而知，这位宰相的专权和率真却可以窥豹一斑，他就是刘宋武帝的第四子、文帝的兄弟——刘义康。
官居方面 性好吏职
东晋末年，刘裕大权独揽，久有异志，其子弟纷纷出守要镇，兵权在握。刘义康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就出任豫州刺史，时年12岁，接着又领司州刺史。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宋，刘义康受封为彭城王，进号右将军。永初三年，他先后出守南豫州、南徐州。刘裕死，过了数年，文帝刘义隆即位，刘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都督荆、湘等八州军事并任荆州刺史。刘义康自从少年为官，在这种长期官居一方的经历中成长起来，他依靠刘湛、范晔、谢曜、谢述等人的忠心辅佐，成为独当一面的朝廷要员。在他的一群幕僚中，感情深厚、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刘湛，二人不仅命运息息相关，性格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刘湛，字弘仁，南阳人，博览史传，不尚浮华，通晓前代典章，颇有才干，但刚愎自负，气量狭窄。刘义康出为豫州刺史，以刘湛为长史，由于年幼，州府事务全由刘湛决断，刘义康进号后将军，刘湛随府迁转，二人合作经年，十分默契。
刘湛精于吏道，用法刚严，刘义康性好吏职，聪察强干。刘义康开始独立理事就对细节和技术问题表现出一种偏好和天赋，长期发展的结果使他在处理文案上极为老到和纯熟，而且令行禁止，风格肃厉。这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刘义康在任期间兴利除弊，不乏善政，治内肃然，口碑尚不错。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十七年(公元440年)，他曾以宰相身份兼领扬州刺史，仍然保持着这一风格。一次，三吴地区遭受水灾，谷贵民饥，刘义康让沈亮提出救济措施，而且立即付诸实施，表现出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刘湛虽然博览书籍，但他不写文章，不好谈义。这一点与刘义康十分相似。刘义康则浅陋少文，素无才学，做了宰相也没有什么改变。一次，文士袁淑登门拜访，交谈之中刘义康问到他的年龄，袁淑回答：“邓仲华拜衮之岁。”刘说：“我不认识。”袁淑又说：“陆机入洛之年。”刘同样一无所知，不禁有些恼怒：“我没有读书，你就不要讲些文绉绉的话来!”袁淑只好免开尊口。他心想，喜好引经据典，讲究谈吐优雅，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况且邓、陆二人又远非无名小辈。邓仲华即邓禹，东汉大臣，24岁拜为三公;陆机是三国、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吴亡入洛，也是24岁，以两人的典故打比方，刘义康居然显得这么尴尬和无知。不久，袁淑被任命为司徒祭酒，并深受礼遇，但此后两人隔膜很深。
聪察强干的吏才和极度贫乏的文化涵养相结合，容易产生出政治上的目光短浅和进退失据，这一点成为刘义康日后为相却被贬出京城的深层次原因。那一日，僧人慧琳奉旨前去察看，刘义康问：“依大师看，弟子能否还朝?”慧琳听罢良久无语，只是长叹一声：“可惜你不曾读上几百卷书!”刘义康亦点头长叹，已后悔莫及。此是后话。
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刘裕病故，遗命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王弘辅佐少帝刘义符。然而，17岁的少帝信任群小，游晏无度，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为徐、傅等人先废后杀。同年，他们又杀刘义真，迎立文帝刘义隆，改元永嘉。徐、傅同掌国政，尤为专横、谢晦则出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面对异姓专权的局面，文帝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借口废立之事杀傅亮，并逼迫徐羡之自杀，同时安抚檀道济，使之为己所用。不久，文帝亲率大军西讨谢晦。在这场巩固政权和强化皇权的斗争中，文帝感到有必要借助家族的力量。于是，18岁的刘义康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并与老臣王弘一起坐镇建康。
谢晦不善于临阵作战，一败涂地，他自己也被绑送建康处死。聪明美丽的彭城王妃披头散发地赶来与父亲诀别，痛哭失声：“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人情在政治面前显得无比的脆弱，彭城王妃救不了自己的父亲，彭城王刘义康也同样救不了自己的岳父。
谢晦平定，王弘兄弟实有大功，王弘以录尚书事领扬州，权势显赫，文帝也对他恩宠有加。不过，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就有被异姓颠覆的危险，后继者不能不慎。此前此后，王弘早就多次被人劝说或暗示，劝说者中有范晔的父亲范泰、平陆县县令成粲，二人劝说的内容基本一致：天道忌盈，理当自损;彭城王刘义康应该入朝辅政。王弘有鉴于徐、傅诸人的结局，当然知道这些话的含义和份量。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王弘以大旱上表引咎逊位，元嘉六年又上表陈请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还要求解除他自己的扬州刺史的职务。文帝终于同意了王弘上表的部分要求，就在这一年内，刘义康从荆州来到建康，代为司徒，与王弘二人分录尚书事，从此刘义康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宰相生涯。
入主相府 独断专行
当时的宋朝政治上层情况是这样的：王弘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王弘的兄弟王昙首任兼两宫，很受亲信。刘义康虽与王弘并录尚书事，但怏怏不乐，又想兼领扬州，更嫌王昙首居中分权，很不愉快，王昙首想改任吴郡，文帝优诏不许，当时王弘又体弱多病，屡求逊位，虽然王弘恭敬谦和，刘义康并不满意，他对宾客发泄自己的不满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哪能卧而得治!”王昙首又劝哥哥减少一半府兵，配送义康，义康才面露喜色。元嘉七年，王昙首故去，元嘉九年，王弘辞世。从此，刘义康兼领扬州刺史，大权独揽。
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刘义康并没有因为角色的转换而变换理政的方法，他独揽相权后，仍把地方上的一套管理经验照搬过来，继续像一名小吏那样管理国家。他气量狭小，委琐不堪，喜欢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并喜欢躬亲细务，包揽一切。刘还喜欢炫耀自己的聪明，尤其是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凡遇稠人广坐之机，他必定要卖弄一番这一本领，实在缺乏宰相风度和气量。
在用人方面，刀笔干练者多受其恩遇。当时的一流高门有琅琊王氏：王敬弘性恬静，乐山水;王球简贵势，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官居选职，不看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刘义康却对刘湛说：“王敬弘、王球之徒，能干什么呢?不过生来富贵，懂得什么!”王准之通晓前代礼仪典制，有问必答，刘义康又深有感慨：“何须高论玄虚，只要有两三位王准之，治理天下就足够了。”那么王准之为人如何呢?他风雅不足，性情狷急，不为当世看重。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刘义康为相时大量搜罗人才，也有一些心性通达、文采斐然的名士进入相府。比如谢惠连、谢述等。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谢惠连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行参军，刘修东府(即相府)城时挖出一座古墓，将死者重新安葬，谢惠连奉命撰写祭文，文词甚美。唐朝诗人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写有这样的句子：“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可见谢惠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谢述，他曾任刘义康的骠骑长史，义康入相后又为司徒在长史，转左卫将军。他为官清简，私无宅舍，义康对他很是敬重。但是，这些人在相府的地位远远不及刘湛之流。例如顾琛为人恭谨审慎，刘义康引他入府，想委以腹心之任，顾因为不能承事刘湛，很快被排斥出府。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于能不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那么悲剧也许还不会发生，当不好宰相也无所谓，不是照样做皇亲国戚?但是刘义康已经走得太远了：独断专行越来越严重。这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他把君臣之礼与手足之情混为一谈。文帝体虚，常常发病，刘义康昼夜入侍，尽心尽力，但他以为手足之情至上，因此率性而行，毫无君臣之顾忌和应有的防范。文帝生病期间，凡政事他全都一手包办，所上表奏，无不批准，方伯以下，一手委任，朝中才智之士，也被他引入府中，嘘寒问暖，为己所用，但必须俯首听命。
担任过司徒长史的庾登之，出身于东晋大族庾氏，他性情刚烈耿直，遇事每陈己见，惹得刘义康很不高兴，庾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驱出相府，后出任吴郡太守。相比起来，颜延之胆量更大，颜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疏狂放诞，当众指责和讽刺当朝权要：“天下之事纷繁复杂，哪里是一人之智所能独自了断的!”当然，他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杀伐决断上，刘义康犯的最大错误是擅杀檀道齐。檀智勇双全，才具非凡，南征北战，效命疆场，为抵御北魏进犯、保卫刘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军队中威望甚高，当时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领军将军刘湛贪恋权位，总担心檀与己不合;刘义康则担心体弱多病的文帝一旦驾崩，檀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文帝病重，北魏南侵，檀道济受召入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文帝再次病危，刘义康矫诏召入檀道济，收付廷尉，并其子一起诛杀，这位忠勇的将领含冤而死，临终前喊道：“你们居然亲手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
刘义康诛杀檀道济是基于自己对刘宋皇室和政权的考虑，这一点勿庸置疑，不仅如此，他做许多事情都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他不该绕过皇权，甚至忽视皇权。专制君主需要丞相为他分忧，但绝不需要分权，皇权面前哪有兄弟?东晋一朝皇帝垂拱 、门阀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南朝正是君主专制逐步恢复和走上正轨的时期，刘义康威福自擅，犯下大忌，却不知收敛，照样我行我素，且大权在握，个人贪欲也不可避免地潜滋暗长，越来越无所顾忌，他曾经私置僮仆6000多人而不上报;四方贡献，上品送到相府，次品才进入皇宫，甘蔗的故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正如他的鲜明个性一样，刘义康处理相府公务也有自己的特色：相府门外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来求见的人络绎不绝，即使来者位卑人微，也一样可以荣登相府，他都亲自接见。同时，他也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例如沈演之在地方居官称职，被其辟为司徒左西掾。元嘉十二年东方诸郡发生水灾，百姓饥馑，刘义康派出沈演之等人巡行拯恤，百姓深蒙其惠。刘义康欣赏他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刘湛等人，并在刘湛等人的扶持下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矛盾激化 贬出京城
刘义康为相十年，帝相矛盾不断暴露和激化。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与谢晦同出于陈郡谢氏，自刘宋建立以来因为未受重用一直郁愤满怀，在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任内放荡不羁;不理公务，每日游山玩水，谈禅论道，受到官员的弹劾和收捕，竟然兴兵叛逆，不过很快被擒。廷尉认为依法应处以斩刑，文帝爱惜谢氏的文才，只想免除他的官职，刘义康坚持己见，要求严惩，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免其一死，贬往广州。在处理谢灵运的问题上，君臣二人似乎都作了一些妥协，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和人物就没有多少妥协的余地了。王球的侄子王履不听王球的训斥，一向忠心依附于刘湛和刘义康，从大将军从事中郎迁转为太子中庶子，王履哭求刘义康表示不愿离开，文帝虽然答应了王履和刘义康的要求，但是开始对刘义康怀恨在心。过了不久，一桩大事——殷刘之争爆发了，这件事决定了兄弟间反目成仇，也决定了刘义康被逐出京城的命运——
殷景仁祖籍陈郡长平，少有大量，司徒王谧对他很是赏识，招为女婿。殷景仁与刘湛素来要好，两人曾与王华、王昙首同为侍中，文帝称四人为一时之秀。后王弘、王华、王昙首纷纷故去，殷引刘还朝共参朝政，殷为尚书仆射、刘为领军将军，两人地位相当，相安无事。后来，殷的官职晋升，刘愤愤不平，知道文帝极为倚重殷仆射，于是深结刘义康，想以宰相之权排挤殷。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殷又迁中书令、护军将军并兼任仆射，还加领吏部，刘湛更是气愤不已，于是动员刘义康多次在文帝面前诋毁殷，仍一无所获，文帝对殷越发宠信。殷对亲友叹息说：“当初引他进朝，谁知他会食人!”于是称病，请求解职，文帝不许，让他回家养病。铤而走险的刘湛要派人劫杀殷，文帝又让殷住进鄢阳公主府第，以此为护身符。殷就在这种安宁的环境中养病五年，暗中与文帝互通消息，无人知晓。
刘湛原是刘义康的府佐，现在二人又走到了一起;殷景仁则与文帝心心相印，他曾密奏文帝，指出相王(刘义康为彭城王)权重，非社稷之福，文帝深以为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湛与殷景仁的矛盾其实就是文帝兄弟的矛盾。
自此，朝臣大都围绕殷、刘分成两派：亲殷氏者不得入刘氏之门，亲刘氏者不登殷氏之户。一时之间，党同伐异，剑拔弩张。一次，刘敬文(刘湛的门徒)的父亲不明白当时形势，前去拜见殷景仁，请求牧守一郡，刘敬文马上向刘湛请罪：“老父悖谬，向殷氏干禄，都是敬文愚，以致如此，合门惊惧，无地自容!”虽不乏奸谄之词，但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风云。
宾客门徒的推波助澜，使帝相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兄弟二人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义康想以司徒长史刘斌担任地位非常重要的丹阳尹，假意说他家贫，文帝不客气地打断了刘义康的话说：“那就让他担任吴郡太守!”(吴郡是扬州一郡，与丹阳同属富庶之地)不久，文帝自己选用了何尚之充任丹阳尹。会稽太守羊玄保求入京师，刘义康又想让刘斌继任，文帝当时并无准备，为了不给刘义康机会，仓猝答道：“我已经选用了王鸿。”文帝已经不再信任刘义康，而且在一点一点地减弱或消除宰相的势力，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不再驾幸相府，刘义康虽然升为大将军，权势好像在继续增长，但第二年就成了孤家寡人，大将军的名号颇有些“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意味。就在这一年，文帝又以另一个兄弟刘义恭为司空，显然是要牵制刘义康。
山雨欲来风满楼。刘义康的“俱乐部”成员并未意识到冰山悄悄融化的严峻现实，他们一往无前，孤注一掷，刘湛自然是最为积极的一员。文帝病重，太子当时年幼，刘湛等人遂一致鼓吹继位之君一定要年富力强。一天，文帝几乎不治，让刘义康准备顾命诏书，刘义康回来的时候泪流满面，把情况告诉了刘湛和殷景仁。刘湛当即申明：“时势艰难，幼主不堪大任。”殷沉默不语，刘义康也没有什么表示。但是孔胤秀等人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瞒过刘义康，向尚书仪曹索要东晋咸康(公元335年——公元342年)末年立康帝的档案材料(东晋成帝无嗣，其弟即位，是为康帝)，其意图昭然若揭，仿佛刘义康皇袍加身，只是早晚的问题。可惜的是，文帝病愈了!文帝病愈后，风闻上述各种事端，不能不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先发制人，一劳永逸。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自从依附刘义康以来就不被文帝信任的刘湛敏锐地感到前景不妙，他对亲信泄气地说：“今年必败。”但仍不放弃最后努力，想借母亲去世的机会，埋伏甲兵，只等文帝前来吊唁立即动手，不料还未实施就已经被泄漏出去。刘湛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十月的一天，文帝调虎离山，先令刘义康入宫，在中书省待命。晚上就开始秘密收捕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在宫中布置兵力以备非常。称病多年的殷景仁拂拭衣冠，从舞台的暗处走了出来，诛讨处分，由他全权负责。事情干得干净利落，等刘义康得到朝廷通告，宣布刘湛一干人等的罪行时方知大势已去，四面楚歌，只好上表逊位，出镇江州。刘湛伏诛，王履等人或废或徙。这一次突然的政治事件不知牵动多少人的前途和命运，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挺身拥护朝廷的，远离斗争中心的都免于大难，甚至加官进爵。刘义康的门下不管是真心效忠的还是趋炎附势的，一片凄惶。诛杀刘湛的这一天晚上，王履惊恐万分，赤脚跑去哀告叔父王球，王球先命人给他找来鞋穿上，又温酒招待，然后对他说：“平常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王履不敢回答，王球神色从容：“有叔父在，你怕什么呢?”文帝也因为王球的缘故宽大处理，王履免去一死，废黜回家，只有戴法兴的遭际十分奇特，刘义康对他大力提拔，又任命他为自己的记室参军，戴居然轻松过关，以后成为孝武帝的重臣。
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繁华成烟云。刘义康临行，想起了谢述，他叹息道：“谢述唯劝我退，刘湛唯劝我进，述亡而湛存，我也因此获罪于上。”文帝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谢述如果还在，义康必定不至如此。”
从建康到豫章(江州治所，今江西南昌)，千里迢迢，渐行渐远。刘义康黯然神伤，从今而后，人身都将失去自由，更遑论其他，奉命领兵防守自己的萧承之就走在身边，值得一提的是萧承之的儿子萧道成也随父南行，他就是后来的南齐高帝。
刘义康已经被废，但他的影响在其家族兄弟中却一直存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侍中、领太子太傅、都督扬、徐、兖三州，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又进号太尉，领司徒，有了前车之鉴，刘义恭小心谨慎，虽然总揽朝政，不过奉行文书而已，文帝十分放心;刘义季自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任荆州刺史，本来好酒，自刘义康被废以后，遂为长夜之饮，很少醒来。文帝下诏斥责他说，这样下去不仅有损政务，且不利身体。刘义季仍然酣纵不改，久而成疾。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刘义季迁为徐州刺史，第二年北魏犯境，边民扰动，刘不想以功勋自立，惟恐功高受祸，因此不作经略之计，只是饮酒。文帝再次下诏责问。二十四年刘义季就在彭城(今徐州)病死，其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状如在眼前，刘义康被逐后，文帝刘义隆就连大将军这一职位也再不授人，南齐时，大将军只作为一种赠官，再无实质性内容。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封建时代家国之间、帝相之间永远存在的悲剧。
余波再起 蒙被惨死
事情远未结束。过了一段时间，龙骧参军扶令育竟然不识时务地诣阙上书，申明兄弟情谊，请求召还刘义康。文帝大怒，将他立即收狱，又勒令自尽。文帝的态度和心思看来非常清楚。刘义康初到江州，文帝允诺的种种宽大处理待遇诸如俸禄优厚、赏赐不断、大事通报等等并不那么美妙。刘义康的姐姐会稽公主暗暗为义康的命运担忧，她想为义康求情，又找不到机会，好不容易文帝前来看望，公主在宴饮之时伏地下拜，泣不成声，文帝急忙扶起，询问缘故，公主说：“车子(义康小名)暮年，恐陛下难容，今天我特意为他请命，求陛下开恩。”说罢悲从中来，难以自制，文帝也潸然泪下，他指蒋山发誓：“我绝无那种想法，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背叛高祖。”还令人将没有喝完的酒封送刘义康，并附上这样一句：“会稽姐姐宴会时想念兄弟，余酒特意封送给你。”会稽公主深为文帝敬重，家事大小都要询问她的意见，西征谢晦，会稽公主曾总摄六宫，留守建康。公主凡事不如意就要放声大哭，文帝又有几分惧她，不过在刘义康这件事上，会稽公主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又发生了太子詹事范晔等人的谋反案件。有关官员上报：“义康结朋树党，包藏祸心，陛下仁爱，保其爵位，其人仍然不思悔改，不念恩德，理宜削夺王爵，收狱问罪。”旧恨未除，又添新仇，刘义康仅得免去一死，和子女一起废为庶人，削去名籍，贬往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并以宁朔将军沈邵领兵防守。这次案件牵涉人员繁多，头绪复杂，其参加谋反的主要党羽有：
孔熙先：博学多才，文史、星算、医学无不兼善。其父孔默之曾任广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收付廷尉，执政刘义康出面交涉，孔默之得以免除一死。孔熙先对此满怀感激，力图报答，成为这场以拥立刘义康为主旨的未遂改变中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
范晔：义康府旧僚，与义康感情深厚，生性狂放。元嘉九年，彭城太妃(义康之母)去世，僚故齐集东府举办丧事时，范晔、王深、王广却在夜中酣饮，打开窗户以听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将范左迁宣城太守，不久，又迁为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其嫡母随兄居住，不幸故去，范晔迟迟不去奔丧，上路的时候又携妓相随，严重违背了人伦礼法，为御史中丞弹劾，文帝因为爱其才能，不加罪责。后经孔熙先干旋，最终使刘义康与范晔和好。因此范晔参加谋反，还有官场失意的一面。
谢综：谢述之子，范晔的女婿，其弟谢约又是刘义康的女婿，谢综时为大将军记室参军，故随同刘义康南下。孔熙先交好范晔，使刘、范二人和好就是以谢综为媒介。孔熙先素善天文，认为文帝当死于非命，祸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此事应该应在义康身上。谢综为孔煽动，又加之满门与刘义康关系密切，遂有酬报之心。
仲承祖：大将军府史，感念旧恩，潜结腹心，早有异志，又结好孔熙先、徐湛之，并为义康致意于萧思话(时为雍州刺史)。
法略道人：为义康恩养，感激图报，还俗改名，任宁远参军。
法静尼姑：亦为义康恩遇，又与豫章人胡遵世情好甚密，法静南下，孔熙先派婢女采藻带上图谶随行，法静回来，刘义康派她们送给孔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孔熙先担心谋划泄漏，杀掉采藻。
许耀：法静的妹夫，领兵宿卫殿省。孔熙先曾为他治过病，遂互相往来，许为内应。
徐湛之：时为丹阳尹，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他曾致信范晔等人：“臧质、萧思话都受大将军厚爱，定无异心，不怕兵力不足，只是莫失良机。”徐湛之、孔熙先、范晔还预先署官：徐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为左卫将军，其余都有任命，凡是不附义康的都列上死亡名单。在策划过程中，为加强宣传、团结同党，还预作檄文、假造书疏，才华横溢的范晔在这方面出力甚多。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55年)九月，征北将军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出镇，文帝将在武帐冈为他们祭道饯行，范晔等人约好在该日发难。那一天，许耀随侍文帝，扣刀目示范晔，范晔低头不敢看他，人群很快散开，孔熙先精心组织的一次政变宣告流产，十一月徐湛之首先告发，孔范诸人纷纷落网，一律问斩。
寒风萧萧，软禁之中的刘义康倍感凄凉和郁闷，最后的一线希望已经破灭，刘拿起书本，读到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如梦方醒，废书长叹：“前代已有旧例，我遭罪也是在情理之中!”西汉淮南王刘长是文帝刘恒的兄弟，自恃兄弟之情，骄纵不法，最终被文帝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除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豫章人胡诞世、胡茂世(与前面提到的胡遵世是兄弟)，前吴平县县令袁恽等人谋反作乱，又想拥戴刘义康。辅政大臣、太尉兼录尚书事刘义恭上表，建议把刘义康贬往广州偏远之郡，文帝欣然同意，由于沈郡病死，监护乏人，因而未能实施。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刘宋北伐失利，北魏乘机南进直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准备渡江攻取建康，朝野震动，急调兵力严阵以待，魏军才于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春正月班师。在此期间，文帝实在害怕又会有人拥护刘义康作乱，内忧外患，将不堪应付。太子、尚书仆射何尚之、刘骏(刘宋孝武帝)等人都作如是想法，文帝决定痛下杀手。
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天气依然十分寒冷，中书舍人严龙远道而来下达诏书，并带着准备好的毒药。刘义康不肯服药自尽，他说：“按照佛教教义，自杀以后不能再得人身，只要不服药，随便处置。”于是，严龙命人用被子将他蒙住，使其窒息而死，时年四十三岁。刘义康死后，文帝以侯爵的礼仪将他下葬在安城。两年后，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随后江州刺史刘骏起兵，是为孝武帝。孔熙先的星象预测没有错，只是没有应在刘义康的身上。
刘义康“照不窥古，本无卓尔之姿”，② 见《南史》卷3，《宋本纪下第三》“论曰”。可胜方面之职，不堪担当大任。不过他为相十年，虽无惊人政绩，但对民负责还是值得肯定的。据《宋书》记载，有民间为刘义康所作的《读曲歌》为证，歌云：“死罪刘领军(刘湛)，误杀刘第四(刘义康排行第四)。”此歌证明他在百姓心中是有一定地位的。
刘义康不识大体的另一原因是：“徒见昆弟之义深，未识君臣之礼异，此以家情行之国道，主忌而犹犯，恩离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灭亲之祸。”②而且由此拉开刘宋和整个南朝骨肉相残的惟幕，给后世留下值得深思的家国问题。
三国时襄阳庞德公对刘表说：“假使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处茅屋之下，饮藜藿之羹，哪有后来的灾难?”管叔、蔡叔同为周公兄弟，奉命监视商朝旧民，后来造反被周公所杀。义康之死，如出一理。人伦、天性在权力的屠刀下终归化为乌有，这种封建社会的惨剧，不能不令人悲叹。
(作者：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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