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
张居正，生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六年(1572年)万历帝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万历十年病逝。他入阁以后主要是担任首辅期间，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
张居正的先世系凤阳定远人，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其后，张居正的曾祖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张居正的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张居正的父亲文明为府学生，曾先后七次参加乡试，均落第。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居正降生时，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健在。十五年(1536年)，张居正十二岁，以才华出众，补府学生，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由于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张居正与辽庄王子宪节又是同龄，张居正与宪节遂成为少年朋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见习官员，三年期满，例赐编修)，登上政治舞台。
步入仕途 锐意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严嵩与夏言为了争夺首辅职务，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夏言是个有抱负的首辅。他上任后，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其时，俺答盘踞河套，经常南下犯边，杀掠人口，抢夺财物。曾铣是个头脑清醒的边帅。他屡败俺答，建议整顿军备，发兵收复河套，并提出了作战方略，得到首辅夏言的大力支持。明世宗对于收复河套计划也是赞同和支持的。但世宗是个昏庸、专横、出尔反尔的君主。正当夏言、曾铣收复河套之时，恰好宫中失火，皇后去世。世宗崇奉道教，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严嵩乘虚而入，立即迎合世宗的旨意，把宫中发生的灾异归咎于“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昏庸的世宗，信以为真。于是对收复河套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下令逮捕曾铣，罢去夏言首辅职务。政府中凡支持议复河套的官员，或是贬谪，或是夺俸，或是廷杖。同月，俺答蹈冰逾河入套，将谋犯延、宁，声势益张。严嵩又抓住这一时机，给世宗以新的刺激，他对世宗说：“俺答合众入套，皆曾铣开边启衅所致。”兵部侍郎万镇又来了个火上加油，说曾铣犯了“罔上贪功”之罪，甘肃总兵仇鸾诬陷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世宗遂处曾铣以死刑。曾铣被害后夏言便成了严嵩攻击的重点。同年五月，俺答寇偏头关，八月，犯大同，九月，入宣府塞，深入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这时严嵩又向世宗上谗言说，俺答入犯，完全是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引来的祸患，还说，夏言通过其岳父苏纲与曾铣的同乡关系，受曾铣赃贿甚多。十月癸卯，夏言亦被杀害，严嵩复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作为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进士，自然没有发言权，更左右不了当时的政局。但他却认清了政治是何等的腐朽，边防又是何等的废弛。二十八年(1549年)，他在《论时政疏》中，系统地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这是居正在嘉靖朝仅有的一次疏奏。但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没有被采纳。
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是个草包，他的总兵官职是用重贿向严嵩买来的。面对俺答的进攻，他仓皇无策，只好故伎重演，用重赂收买俺答，乞求俺答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俺答接受重礼后，遂引兵东去，攻古北口，陷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告急。世宗遂下诏勤王。宣、大总兵仇鸾在以重金贿求俺答不攻大同后，他知道俺答会深入内地，危及京师。为了乘机邀功并博得世宗欢心，主动上疏请求入援。世宗欣赏仇鸾“忠勇”，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各路勤王军都是轻骑星夜驰至，未带粮食。世宗下令犒赏。但户部拿不出钱粮，世宗愤怒之下，罢了户部尚书李士翱的官，令其戴罪办事。
俺答兵直逼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冲天。各路援兵怯懦不敢出战，只是坐观俺答烧杀抢掠。仇鸾的大同兵甚至趁火打劫，比俺答还凶狠。兵部尚书丁汝夔惶急无策，问计于严嵩。严嵩说：“在边塞打了败仗还可瞒住皇上，在京郊就难以隐瞒了。俺答掳掠饱了就会自己离去。”丁汝夔听信严嵩的话，传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兵部郎中王尚学屡次劝丁汝夔出战，汝夔不敢违背严嵩的旨意，一味等待。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西去。平虏大将军仇鸾杀了数十个百姓的头，冒功请赏。世宗加封仇鸾为太保，并赐金币。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庚戌之变时，张居正正在北京，他目睹政治的黑暗和严嵩的误国卖友等行为，深感权奸当国，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遂于三十三年(1554年)，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在江陵居住的三年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三十六年(155g年)，张居正怀着革新政治的抱负，由江陵回到北京，再次投入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
其时，严嵩仍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激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次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亦由翰林院编修(编修，职官名，正七品)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右中允，职官名，正六品)，兼国子监(相当于国立大学}司业(相当于副校长)，高拱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徐阶、高拱、张居正逐渐成为嘉靖末年三个主要人物。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严嵩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终于倒台了。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欣喜若狂、笑逐颜开。因为徐阶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再加以徐阶对张居正非常了解，把张居正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后，徐阶和张居正又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一切好感都集中到徐阶身上。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要政务。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在举筹失措中被迫归田，李春芳代为首辅。高拱因与徐阶闹矛盾，已于隆庆元年五月离开内阁，徐阶倒台后，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再次入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很重视发现人才和起用人才?他选派官员特别注意年龄和健康，凡五十以上者，均不得为州县之长，不称职者去之。他考核官员，唯以政绩为准，不问出身和资历。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于一批人才，“仕路稍清”。然而他却无力驾驭全部政局，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遂被张居正所取代。
徐阶和高拱都号称精明强干的首辅，为振兴明王朝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他们都不干预经济关系，也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点滴的修缮，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洞察时弊，深谋远虑。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中，就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前四条主要是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后两条重点是富国强兵。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就是张居正改革主张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其后进行改革的纲领和宗旨。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把他的改革主张，全面付诸实施。
整饬边防 改善蒙汉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入阁参预机务。其时，徐阶大权在握，高拱因与徐阶不和，遂于元年五月离开内阁。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直捣山西中部，北京又处于战争恐怖中。十月，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北退。穆宗下诏让群臣讨论战守事宜，兵部尚书郭乾被罢职，由霍冀接任。徐阶的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很快便实现了。霍冀刚刚接任兵部尚书，对情况并不熟悉，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都不愿过问边防事务，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重用的人。这样，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也就从整饬边防入手，开始了他的改革事业。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二次入阁后，在边防问题上，高拱与张居正有着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再加上他们都曾为裕邸讲官，又是十年前国子监的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因此，在隆庆一朝(1567至1572年)，张居芷就是北方边务的实际承办者和主持者。这种有利地位，为他推行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整饬边防，首先是重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委任责成”，“信而任之”。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谭纶提议建筑敌台，张居正立即答复;“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谭纶遂与戚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戚继光在整饬边防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张居正及时给予排除。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以对倭作战的浙兵为骨干，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一直整饬边防，进行战备.所以蓟州边防，相安无事。这主要是戚继光的功绩。在整饬蓟州边防过程中，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当国，谭纶入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保证了边界安定。但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亦被贬斥。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东屡败蒙古土蛮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官镇守辽东。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十，其武功之盛，是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离开辽东后，十年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再次起用李成梁镇守辽东，其时李成梁已七十六岁，在他二次镇守辽东的八年间，辽左少事，蒙古土蛮不敢入犯。
在宣、大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大大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逐年减少。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文告，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接纳安置。这类文告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很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种种原因，也来投奔。要不要接纳把汉那吉，在朝廷里出现了严重分歧。张居正积极主张“接纳”，认为“接纳”把汉那吉是改善蒙汉关系、发展同俺答友好往来的绝好契机。而很多大臣则反对“接纳”，御史叶梦熊认为，接纳把汉那吉必将招来大祸。也有入主张干脆杀掉把汉那吉，以绝后患。在“朝议纷然”的情况下，张居正嘱咐王崇古说，接纳把汉那吉一事，至关重大，一定要慎重行事，切勿简单处置，坐失良机。同时，张居正又将事情原委以及应采取的对策，报告了穆宗。后来，张居正才以皇帝的名义，慑服了反对派，“接纳”的主张占了上风。
接纳把汉那吉后，俺答果然亲率重兵前来索要，致使朝野震动，许多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不仅反对派认为“接纳”引来了祸患，就是一般人也都认为“接纳”捅下了乱子。这时，张居正一面要王崇古坚持初议，审定计谋，勿为众言左右;一面又给王崇古出主意、想办法，要他开展攻心战术。按照张居正的部署，王崇古立即派遣鲍崇德为使臣出使俺答军中，告诉俺答说他的孙子把汉那吉生活得很好，明朝待他甚厚。接着又说明，把汉那吉不是我们引诱来的，而是他本人仰慕中原文化自动投奔来的。明廷对把汉那吉待之以礼，俺答反而兴师问罪，岂非恩将仇报!如若迫使明廷走上战争道路，则把汉那吉的生死难以预测。俺答听了言之成理，复派使臣至明。俺答的使臣到明后，王崇古让把汉那吉穿上红袍玉带与之会晤。随后，王崇古又以明朝皇帝的名义表示，愿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把汉那吉十分感动，遂与王崇古洒泪告别。俺答见到其孙把汉那吉在明军的护卫下安全归来后，欢喜若狂，立即决定退兵，并上表称谢，表示今后永不犯边。从此，明廷与俺答果真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对峙状态和战争关系，揭开了和平友好的新篇章。
在蒙汉关系改善的基础上，张居正又积极主张对俺答实行“封贡通市”。即明廷封俺答以一定的官爵，定期朝贡、互市，和睦相处.
自嘉靖中叶以来，俺答在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推动下，曾多次派遣使臣向明请求“封贡通市”。明廷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后，俺答再次请求“封贡通市”。按照张居正的意图，宣、大总督王崇古正式向明廷建议，对俺答宜实行“封贡通市”，发展友好往来。结果在明廷中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兵部尚书郭乾以先皇圣训为依据，坚决反对。有的甚至攻击王崇古与俺答有“密议”，有的说王崇古是害怕打仗，所以主张“封贡通市”;在“廷议”中，很多人认为，讲和示弱，马市启衅，封贡通市，后患无穷。张居正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现在是俺答乞求“封贡通市”，这与汉代的和亲、宋代之和议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笼统地说讲和示弱，马市启衅。张居正在给王崇古的信中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媚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张居正为了支持“封贡通市”，向穆宗皇帝详细陈述了“封贡通市”的好处，并用明成祖加封蒙古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史实为依据，请求穆宗援例实行。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定十余处开设互市。
明廷与俺答缔结“封贡通市”盟约后，张居正坚持严守信义，不违约，不背盟。王崇古曾想延期开市，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告诉他一定要“按约进行”，不得改期，并强调，要以安宁、互市和联合为重，切勿失信“起衅”，影响友好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市贸易不断扩大。不仅由政府掌握的“贡市”(通过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马市”(政府之间进行的官方贸易)有很大发展，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出现了私人交易的“民市”和每月一次的“月市”。此外，在边远地区还有临时开设的“小市”。“封贡通市”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蒙汉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的金银、马匹、牲畜、皮裘、木料等物，源源不绝地流入内地;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种子等，亦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开来。荒野变为良田。开矿、冶炼以及各种手工业技术，都迅速发展了起来。俺答兴建的“板升”城(今呼和浩特市)，日益繁荣，逐渐发展为蒙古地区的商业都市和经济中心。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饬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蒙汉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所处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如果说，洪武和永乐年间，是用以攻为守的策略保证了北部边防稳固的话，那么，自张居正改善蒙汉关系以后，则是以和睦修好保证了北部边界的安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张居正整饬边肪、改善蒙汉关系的重大改革，是以其丰硕、胜利的成果，载入史册的。
创行考成 加强内阁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针对空议盛行、不务实事的风气，制定并颁布了对各级官吏的考成法。这是张居正击中时弊的一大改革。这一改革虽说是在遵循“祖宗成宪”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打破“祖宗成宪”的罗网，创立了一整套由内阁掌握政治实权的统治体系，为其后推行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奏请纂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他在奏疏中指出，世宗实录从隆庆元年起开馆纂修，历时六年未能完成，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专任而责成之故”。他提出：“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据此，他责成申时行、王锡爵专管《世宗实录》纂修，张溶专管《穆宗实录》纂修，并要他们定出逐月进度、完成期艰、岗位责任、检查办法、考核制度等，由于要求具体，职责分明;考核严格，奖勤罚怠，两部实录均克期完成，编纂质量亦较高。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最初运用。在纂修实录过程中，张居正深深感到立限考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治理国家也应当这样。
万厉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张居正在纂修实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立限考成办法的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是明代早已流行的制度。按明制，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叫做“京察”，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叫做“大计”。但在吏治败坏、法令不行的条件下，这些制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成为官员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张居正目睹官场中的丑剧和官吏们的不法行为，深刻认识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为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张居正主张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一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最主要的是以下两条：第一，六部和都察院(监察机关)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一本由部、院留做底册，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帐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亦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帐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实相符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明代的内阁，创建于永乐初年。洪武十三年(1355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丞相之权遂分归六部，这样，六部都直接对皇帝负责。明成祖即位后，为适应处理繁多的朝政的需要，任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品级较低的官员，于午门外文渊阁值班，参予机务，始有内阁之称。这时的内阁仅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厅，权力很小。到仁宗和宣宗时期(1425—1435年)，内阁的权力才逐渐增大起来。内阁的第一把手即首辅大学士，叫内阁首辅。内阁首辅与次辅、群辅之间的界限，是嘉靖中叶以后严格起来的。因此，由内阁和内阁首辅直接控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制度，并非明代的“祖宗成宪”。张居正把这一制度说成是“祖宗成宪”，不过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罢了。六科是明初设置的政治机构。明代的国家政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左右侍郎。明初于六部之外，又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官。六科对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是六部的监察机关。按明制，尚书是二品官，都给事中是七品官，但都给事中对尚书有封驳、纠劾之权。在明代，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小官亦可以牵掣大官。张居正用六科控制六部，这是明代的“祖宗成宪”，但用内阁来控制六科，则是他的创制，是对“祖宗成宪”的变革。明人对此是了如指掌的，万历四年(1576年)，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背叛“祖宗成宪”，指的就是这个变革。然而，张居正的统治体系，恰恰是在这个变革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权相”，其组织保证即在于此。张居正当政期间所推行的各项改革，都是通过这个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的。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和措施，实质上就是加强内阁的统治权力，使内阁成为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
考成法颁行后，六部和都察院均按考成要求清理章奏，订立完成期限，并分别登入三个帐簿，以备稽考。张居正当政期间，办事立限;已成定制。对未按立限完成的违限事件，稽查和处罚极为严格。如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事件共二百七十三件，抚按诸臣五十四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以未完数多，停俸三月。由于信赏必罚，随事考成，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张居正是一个洞察时弊的改革家。他确定以理财为考成准则，把征收税粮情况作为对地方官考成的首要内容。万历四年(1576年)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山东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官员，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自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太仓积粟，可支十年。
整顿吏治 伸张法纪
明代中叶，吏治腐败达于极点。特别是严嵩当政期间，贿赂公行，朋党成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上下务为姑息。针对这种混乱局面，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信赏必罚，刷新吏治，给腐朽的官场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地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责令吏部尚书张翰、兵部尚书谭纶，把知府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写在御屏上，每隔十天，根据升迁调改情况更换一次，随时掌握官员的变动。万历五年是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这样，又把整顿吏治和惠及小民有机地联系起来，既稳定了统治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出现了中央号令，犹如疾雷迅风、朝下而夕行的局面。
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守。对于那些吃粮不管闲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除了苏松地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581年)，一次裁革冗官(闲散官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其中南京官员裁革尤多。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神宗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对各级官员凭借职权滥用驿站现象，也进行了整顿。明代从京师至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使用驿站官员的吃、住、夫役和交通工具，称为驿递制度或驿站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时，对使用驿站控制很严，非军国大事，不准使用。即或是公侯贵族，亦不例外。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自使用驿站车马，就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当时规定的给驿条例仅只有六条，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到嘉靖时，给驿条例由六条扩张为五十一条，使用驿站的官员逐渐增多起来。各级官员按照给驿条例领到勘合(约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后，便可凭勘合使用驿站。随着政治的腐败?驿站制度亦混乱不堪。不仅各级官员滥用驿站，而且还将勘合转送他人滥用驿站。有时，一张勘合供数人乃至数十人滥用。一些不法权贵，手持勘合到驿站后，为非作歹，百般索求，甚至捕人掠盗，残害百姓，成为明中叶的一种暴政。朝廷虽多次下令进行整顿，然而都不过是一纸空文。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亲自抓驿站整顿。有些官员不以为然，依然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张居正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严加惩处，才引起人们的重视。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三十人之多。其中革职者七人，降六级者十一人，降三级者八人，降一级者三人，降职者一人。万历八年，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敬，由京回乡，保定巡抚主动发给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后，除令其弟交回勘合外，又对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发勘合、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开支。各省都因驿站积银有余，减免了驿银征派。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对宦官势力的干扰，也进行了坚决抵制。太监冯保既是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同时又博得了慈圣太后的器重，权倾朝廷内外。就连神宗皇帝都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大伴”。张居正通过结好慈圣太后，巧妙地来抑制冯保的势力，限制他参与军政事务。张居正借宦官引诱神宗游乐事件，严惩了宦官孙海、客用;罢斥了司礼太监孙德秀、温泰、周海等人。其他宦官，凡属安分守己的，照旧管事;凡是为非作恶的，一概罢除。经过整顿，在张居正当政期间，宦官势力受到抑制，就连冯保本人也为恶不甚。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针对法纪废弛，君令无威的状况，把执法与尊君联系起来，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整顿。他把不法权贵看成破坏法纪、祸国殃民的大患，坚决予以打击。辽王朱宪栉原是他的少年朋友，宪栉长大后在江陵一带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地方官莫敢谁何。朝廷派刑部侍郎洪朝选调查。由于宪栉百般阻挠，公开抗拒，洪朝选不敢如实申报。张居正得知后，毅然过问此案，他根据宪栉的罪行，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地把辽王宪炸废为庶人，惩办了荆州一霸。对洪朝选隐情不报的失职行为，也给予应有的惩处。黔国公沐朝弼，为非作歹，多次犯法，本应依法制裁，但朝中无人敢问。张居正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伸张法纪，改立朝弼的儿子袭爵，把朝弼本人捆缚到南京，幽禁至死，一时“人以为快”。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儿冯邦于，凭借其叔父的权势，横行不法，醉打衙卒，触犯刑律。张居正一面派人向冯保说明情况，一面将冯邦宁杖打四十，革职待罪。由于他雷厉风行地伸张法纪，有力地抑制了强宗豪民的违法活动。
清丈田亩 一条鞭法
张居正改革，先由军事、政治着手，进而又向经济方面推广。他通过清丈田亩，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财政危机，使濒于崩溃的朱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17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在这种情况下，清丈田亩、均平税粮就成为理财安民的首要课题。
万历六年(1578年)，明政府下令清丈天下田亩。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土地，除皇帝赐田外，一律“办纳粮差”，不准优免。户部还颁布了统一的《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嘉靖以来，不断有人提出的清丈天下田亩的倡议，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当时震撼朝野的一件大事。
由于清丈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他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责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他告诫各级官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万历九年(1581年)九月，山东清丈完毕，增地三十六万余顷，吏部对有功官员进行了嘉奖;同年十二月，江西清丈完毕，增地六万余顷，抚按等官十二人受到嘉奖;同月，松江知府闰帮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都因清丈田亩不得力、不认真，受到停俸戴罪管事处分。此后，各省陆续清丈完毕，有关官员都根据在清丈中的功罪，分别给予嘉奖或降处。在清丈过程中，由于张居正运用考成法，信赏必罚，各级官员不得不着实奉行。清丈田亩，除云南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完成外，其余各省都于万历十年(1582年)年底竣事。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成功。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五十余万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当然，在清丈中也发生了一些弊病，如有的地方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出现了浮夸，但总的看来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不仅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而且在张居正死后若于年还有人追述他“核地亩”的功绩。
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原先赋和役是分开的，赋是对田亩之征派，役是对人户之征派。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实，早在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官员在部分地区就开始试行一条鞭法了。但由于官僚、豪强反对，“屡行屡止”。直到张居正大力推行，才成为通行全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要点是：
第一，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其办法是通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所以叫做一条鞭法。
第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明代的差役征派有三种：按户征派的叫做里甲，按丁征派的叫做均徭，临时征派叫做杂泛。从征派形式来说，又有役差(即直接服役)和银差(即输银代役)的区分。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包括里甲、均徭、杂泛)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取消了扰民极大的役差征派;一条鞭法还规定，将银差程度不同地摊入地亩，按亩征收。如有的“丁六粮四”(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四摊入地亩征收)，有的“丁四粮六”(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六摊入地亩征收)，有的“丁粮各半”等等。
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以纳万石田赋为一粮区，推其纳粮最多者为粮长，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丛生，遂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趋。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当然，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它只不过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罢了。封建国家加重对土地的征派，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征派，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地主之间瓜分地租再分配的斗争。但是，国家放松对于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再加上一般工商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从而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即或有余资亦不多置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的。一条鞭法从明中叶酝酿至万历年间通行全国，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周折，时行时停，最后定为国策，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的努力。
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实现了他的宿愿。万历初年，张居正是严追积欠税粮的主持者，万历十年他又成了免除旧欠的积极倡导者。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财政全面好转的反映。张居正依据量出而为入的理财原则，在边防巩固、“足食足兵”的形势下，财政支出大为减少，所以免除旧欠、固结民心便成为他的宿愿。然而，正当他的宿愿即将付诸实现时，二月间他却被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也不得不到病榻前请示工作。
劳瘁国事，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遗下他沤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的老母、三十余年的伴侣、六个儿子、六个孙子，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张居正生前神宗曾经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自然，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用不着为自己的子孙担心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估价还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与张居正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又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在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所以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居上风;其二是由于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对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畏，处处听从指点，对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力，所以，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其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阶级本性趋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这个微妙的变化贴身太监最为了解。所以张居正去世后，司礼太监张诚、张鲸便在神宗面前拚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从而揭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神宗皇帝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接着，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禁例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张居正裁汰的冗官被起用。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赐谥，并撤其子简修锦衣卫指挥职务。五月，张宅被查抄，饿死十余口，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保存了一条性命。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张家的这种结局，张居正在他生前大约没有料到。
张居正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他所建树的业迹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东流。诸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并没有因为张居正改革的废止而消失。恰恰相反，即或在张居正身后，蒙汉两族的友好往来依然存在，并不断向前发展。直到清朝魏源在追述蒙汉关系的改善时还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又如，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改革宣告废止：以后，一直在向前发展。尽管万历九年(1581年)政府下令通行全国，但有些省、府、州、县，并未执行。这些地方都是张居正改革被废止以后，陆续实行一条鞭法的。例如，河南开封府扶沟县、彰德府磁州都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实行一条鞭法的;山西省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由巡抚沈子木请行一条鞭法的;陕西省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由巡按徐大化请行一条鞭法的;等等。这种情况表明，神宗皇帝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但他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潮流。
历史是无情的。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神宗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私欲，大肆发作。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这时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才又想起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业迹。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万历五年(1577年)曾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按明制，父母丧，凡官吏俱发原籍为民，守制二十七个月;由皇帝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天启二年又成了为张居正昭雪的积极倡导者。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讼冤。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皇帝诏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危难之际，又回过头来缅怀张居正的业迹，试图召回已被废止的新政，固然仅只是一枕黄粱，但它却从反面告诉人们：张居正当政期间所建树的改革业迹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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