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七国之乱，蒙冤而死的西汉细柳将军
周亚夫
周亚夫(?-前143年)，西汉丞相周勃次子，袭父爵为条侯。
周亚夫继承了父亲的耿直，但因为出生将门，也格外自负。周亚夫曾经做过河内郡守，当时还没有封侯。相士许负给他看相，说他三年后为侯，封侯八年为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尊任重，在众臣中将首屈一指，再过九年会饿死。[许负是汉初著名的女相士，河内温人，楚汉春秋时，汉高祖刘邦曾经封许负为鸣雌亭侯，是汉朝第一个是有封邑的妇女。]
周亚夫却根本不相信许负的话，大笑说：“我哥哥已经代父为侯。如果他去世，他的儿子理应承袭爵位，我周亚夫怎说得上封侯呢?再说若我已显贵到如你所说的那样，怎么说会饿死呢?你来解释解释!”许负指着他的嘴说：“有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这话是说，你嘴边有条竖线，纹理入口，这就是饿死之相。
周亚夫也没将许负的话当回事。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犯了死罪，文帝选周勃子孙中有贤德的人嗣立为侯，周亚夫因此被封为条侯，继承了绛侯爵位。许负的预测果然灵验。
文帝即位之后，一直跟匈奴保持和亲的政策，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匈奴的单于跟汉朝绝交。文帝六年(前158年)，匈奴的军臣单于起兵六万，大举入侵上郡(治所在今西榆林东南)和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了不少老百姓，抢掠了不少财物。边境的烽火台都放起烽火来报警，远远近近的火光，连长安也望得见。
文帝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屯军灞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守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三军警备，以防匈奴入侵。
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先到灞上，刘礼和他部下将士一见皇帝驾到，都纷纷骑着马来迎接。文帝的车驾直接驱入军营，一点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文帝慰劳了一阵走了，将士们忙不迭地欢送。接着，文帝又来到棘门，受到的迎送仪式也是一样隆重，徐厉将军和他下面的官兵骑马迎进送出。最后，文帝来到细柳。周亚夫军营的前哨一见远远有一彪人马过来，立刻报告周亚夫。将士们立即披坚持锐，刀出鞘，弓上弦，拉满弓，一副战备状态。
文帝的先遣官员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卫士立刻拦住，不让进去。先遣的官员威严地吆喝了一声，说：“天子且至!”意思是天子就要到了。守卫军门的都尉毫不慌张地回答说：“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将军没有下令，不能放你们进去。”官员正要同守将争执，文帝的车驾已经到了，守营的将士照样挡住。于是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周亚夫说：“我要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传令，这才打开营门。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地告诉他们：“军中有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侍从的官员都很生气，觉得周亚夫对皇帝太不尊重。文帝却不以为然，吩咐大家放松缰绳，缓缓地前进。
到了营中，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盔甲，拿着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文帝面前，拱拱手作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按照军礼朝见。”文帝听了肃然起敬，也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他的慰问，称谢说：“皇帝郑重地慰劳将军。”
慰问结束后，文帝离开了细柳。在回长安的路上，文帝的侍从人员都愤愤不平，认为周亚夫对皇帝太无礼了。但是，文帝却赞不绝口，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灞上和棘门两个地方的军队，松松垮垮，就跟孩子们闹着玩儿一样。如果敌人来偷袭，不做俘虏才怪呢。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敌人怎敢侵犯他啊!”文帝对周亚夫赞美了很久，认为他是“真将军”。
过了一个多月，前锋汉军开到北方，匈奴退了兵。防卫长安的三路军队也相继撤离。
孙子说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周亚夫军律严明，连天子都得按辔徐行，耿直刚正的性格由此可见。文帝在这一次视察中，认定周亚夫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提升他为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西汉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细柳营佳话，遂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美谈。
周亚夫的治军给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帝临死时，还特意嘱咐告诫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说：“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尽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文帝逝世后，景常即位，任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像周亚夫这样的将才，原可大用。然而良将必赖明君，良臣择主而事，周亚夫受知于文帝，并不代表就能受知于景帝。景帝阴鸷少恩，早先有两件事可以看出来。
一件事跟后来的“七王之乱”有直接的关系。吴王刘濞曾经派儿子吴国太子刘贤入朝觐见文帝。刘濞是高祖刘邦的侄子，文帝很是重视，特意命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陪堂兄弟刘贤游宴。一天，堂兄弟在一起下棋，刘启下错了关键的一手，刘贤乘机占先。刘启不肯认输，想要悔棋，刘贤自然不肯答应，于是兄弟两人为此争吵起来，吵的面红耳赤。刘启因为是太子，骄纵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般委屈，登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顺手提起面前的棋盘，向刘贤砸去。刘贤没有防备，一时不及闪避，正好被棋盘砸中头部，当即身死。
文帝听说此意外后非常惊讶，但又不好加罪太子，只是训戒了刘启一番。又厚殓吴太子刘贤，派人送柩回吴国。吴王刘濞听说后悲恨交加，大概是为了让文帝受到良心的谴责，竟然不愿收受儿子的尸体，忿怒地说：“如今天下都是一家，我儿子既然死在了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来?”当下派人将儿子的棺木重新送回长安。
文帝大为尴尬，然而毕竟理屈，只好无奈地将刘贤埋葬在长安了事。从此吴王刘濞心存怨望，再也不到京师朝见文帝。文帝知道他因为儿子之死心生怨恨，派使臣召刘濞入京，想当面排解，重修于好。刘濞总是托词有病，不肯应召。文帝特地派人到吴国探问刘濞病情。文帝使者见刘濞并没有真的生病，自然据实回报。
文帝毕竟是皇帝，忍耐了这么久，终于生气了，但吴王刘濞远在吴国，鞭长莫及，便将怒气发泄在入京奏事的吴国使者身上。派人抓住吴国使者，要下狱论罪。吴国使者却是个厉害人物，临危不惧，从容说道：“古人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吴王为子冤死，托病不朝，今被陛下察觉，连系使臣，近日吴王很是忧惧，唯恐受诛。若陛下再加急迫，是吴王越不敢入朝了。臣愿陛下不咎既往，使彼自新，人孰无良，得陛下如此宽容，难道尚不悦服么?”这话说得极为高明。文帝听了，深觉有理，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而且派人赐给吴王刘濞仪杖，说吴王因为年老，可以免朝。此事才算罢休，但却埋下了日后吴王刘濞起兵反叛的种子。归根到底，还是太子刘启惹的祸。
第二件事跟邓通有关。邓通是文帝晚年宠幸的大臣，任大中大夫。文帝曾经让相士许负(即前面提到的为周亚夫看过面相的那位著名女相士)为邓通看相。许负说邓通相貌欠佳，将来贫穷到饿死。文帝大怒，将许负赶了出去。他实在不敢相信，堂堂天子喜爱的人日后会饥饿而死?文帝像是跟自己赌气，慷慨地说：“要邓通致富，有什么难的?只要我一句话，保管让他富贵终身，将来怎么会饿死呢!”于是下诏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赏赐给邓通，而且允许邓通自己铸钱，这无异于将天下的财富赐给了邓通。
汉高祖刘邦开国后，嫌秦朝的钱太重(约有半两)，所以改铸筴钱，每文钱只重一铢半，径五分，形如榆筴。因为钱质太轻，所以导致物价上涨，一石米竟然要上万钱。文帝于是重新改制，铸造四铢钱，并准许人民自由铸钱。贾谊曾经因此上书谏阻，文帝不听。当时吴王刘濞占据东南，觅得故鄣铜山，也开始铸钱，并且畅行天下。邓通得到严道铜山后，也开始铸钱，与吴王刘濞东西并峙。东南多吴钱，西北多邓钱。邓通的富贵，可想而知。
与邓通富甲天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帝本人则非同寻常的节俭，由此更可以看出文帝对于邓通不同一般的宠爱。文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节约而著名。文帝亲耕籍田，以供粢祭。还让皇后亲事蚕桑，以此奉制祭服。文帝对宠爱的慎夫人也从无馈赠，并不许她奢侈，衣着日用相当朴素，连帷帐等女子喜好之物也统统不加文绣。文帝好马。有一天，有人兴致勃勃地进献千里马一匹，以为定能讨文帝欢心。想不到的是，文帝不但拒不接受，还颁诏天下：声称自己决不受献，免得为佞幸仿效。不仅如此，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所居宫室和游赏御用的苑囿、车骑、服饰，都很少增添。文帝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称做灞陵。临死时，文帝还特地遗诏：出临三日，都释服，并治灞陵，统统用瓦器，不许使用金、银、铜、锡装饰，依山入而葬，不复起坟。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文帝让邓通铸钱致富，而自己连坟墓都只用瓦器，天下人对都此感到百思不解。
文帝如此对待邓通，邓通自然也尽心尽力地回报文帝。有一次，文帝病了，病势凶猛，病情很重，而且身上长了气味难闻的疮疱，疮里流出了脓，疼痛难忍。邓通一直侍候文帝，鼻子也不皱一下。等疮熟了，流出了脓，邓通不声不响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地吮净了脓血，然后让御医换上药，疮口自然很快就痊愈。脓血又臭又脏，邓通却毫不嫌弃。文帝看在眼中，非常感触，问道：“朕拥有天下，据你看来，谁最爱朕?”文帝的本意是要称赞邓通，但邓通没有会意过来，随口答道：“至亲莫过父子，从情理上来看，最爱陛下的应该是太子。”文帝默然不语。
第二天，太子刘启前来问候，正好文帝的恶疮破裂。文帝想起邓通说过的话，便向太子说：“你来帮我吮吸脓血。”太子看着那令人恶心的脓疮，险些吐了出来，哪能再俯下身去吮吸?太子站在那里，面现难色，皱起了眉头，想要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只好屏着鼻息向疮上吮了一口，慌忙转头吐去，几乎将早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文帝看得清楚，长叹一声，叫太子退下，仍然召邓通来吮脓血。邓通照常吮吸，一点儿都没有难色，文帝更加感动，越发宠幸。
这件事后，太子刘启心中忧惧，不明白父皇用意何在。经过心腹打探，从皇帝的近侍那里得知，原来是大中大夫邓通天天替皇帝吸脓，并还有那一番天下谁最爱我的对话。太子刘启自然觉得惭愧，但从此以后，心里就恨上了邓通，恨不能将献媚父皇的邓通千刀万剐。
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入葬灞陵。太子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景帝即位以后，着手巩固政权，接着便收拾自己痛恨的邓通。邓通先是被遣送回乡，废为庶民。但灾难并没有结束。接着，景帝暗中派人告发邓通私铸钱币。邓通因此被抄家下狱。后来，邓通虽然出狱，家产已经被全部抄没，连吃饭居住都成了问题。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看在文帝的份上，派人送钱给邓通接济。后来馆陶长公主也渐渐忘记了他，邓通竟至饿死，果然应验了相士许负的话。
景帝因为下棋争先，就杀了吴国太子刘贤，再看看邓通的下场，比起文帝的宽仁，景帝的气量就狭小多了。而景帝重臣晁错的无辜被杀的结局，更是让人觉得心寒。
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先后剪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王，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企图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护其统治。后来诸王所封之地占去全国疆土大半，势力日渐强盛，实际上成了独立王国，与汉朝廷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文帝十六年(前164年)，文帝用贾谊的策略，将一些诸侯国分小。景帝即位后又采纳御史大夫(官职名，相当于机要秘书)晁错削弱藩邦的建议，将诸侯王的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管辖，先后削夺楚东海郡(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北)、赵常山郡(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及胶西王所属六个县。由此，招致了诸侯王的不满，直接触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
刘濞是高祖刘邦的侄子，封土广大，财力富足，经营吴地(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四十多年，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已久。吴王利用诸侯王不满削藩之策，乘机游说胶西、胶东、甾川、齐、济南、赵等诸王，图谋武力反叛汉朝廷。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正月，景帝下诏削夺吴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豫章郡(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削地诏书刚到，刘濞就以“诛杀晁错，清君侧”为名，征发二十多万人，并联络闽越、东瓯助战，起兵广陵。同时，各个诸侯也起兵反叛，形成七国联合反叛汉朝廷之势。
史家常常把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的个人野心，也有人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而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导致了内乱。其实，七国之乱的爆发，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刘濞固然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的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汉朝廷逼迫所致。刘濞的儿子刘贤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景帝打死后，刘濞二十年不去长安晋见皇帝，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此举虽然引起文帝的不满，但文帝宽仁，对此也没有多加追究，反而允许他不朝见。景帝即位后，情况又大不相同。文帝和景帝的胸襟比较，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多说。而景帝恰好就是刘濞的杀子仇人，景帝的即位令刘濞有如芒刺在背，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加上景帝一系列的削地措施，都让刘濞以为景帝最终要拿他开刀。自此，刘濞为了自保，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了绝路。
纵观西汉历史，不难发现，刘濞之造反与汉初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吴王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反叛诸侯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参与反叛的诸王都受到过汉朝廷削减封地的处分，都有汉朝廷要着手对付他们的强烈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而景帝得到七国叛乱的消息后，应对措施相当幼稚可笑。他决定对七国之乱采用姑息的政策：杀死晁错，允许恢复诸王封地。这其中，固然是有人挑拨，但毕竟景帝是决策者，重臣晁错被轻易杀掉，天下人为之寒心。晁错杀了，七国出兵的理由就没有了，然而，吴王刘濞等并不就此罢兵，显然是下了一定要夺取皇位的决心。景帝没有了退路，这才决心武力平叛，命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迎击吴、楚军。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的职务，领兵向东进击吴、楚。
此时，吴王刘濞率军西渡淮河与楚军合兵，在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击溃梁军(梁王刘武的军队)数万人。旋即乘胜围攻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城南)，意图打通西进通道，抢占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与胶西等四国之兵及赵军会师洛阳。但因为梁王刘武(景帝亲弟弟)拼死据守，吴、楚军被阻于睢阳。从这个时候开始，七国内部开始了勾心斗角，各国之间因为利益而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步调不一，缺乏统一的计划和指挥。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轻易改变，或屯兵观望。
汉军出兵前，周亚夫特意对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意思是说，吴楚勇猛，行动迅捷，我们很难同他们在面对面的作战中取胜。如果让梁国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服吴楚了。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建议。在后面的战斗中，周亚夫也是按这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来进行的。但战争的胜利，反而埋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祸端。
平叛的汉军到了河南时，周亚夫遇见了天下著名的游侠剧孟(类似剑客荆轲之类的人物)。剧孟是洛阳人。周亚夫大喜说道：“吴楚总说是要干大事，竟然不将剧孟召至他们的麾下，可见吴楚没有眼光，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此事说：“天下骚动，宰相(周亚夫，他后来当了宰相)得之(指剧孟)若得一敌国云。”后世用“隐若敌国”来指对国家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即源出于此。
周亚夫调集军队在荥阳会合。这时吴国军队正猛烈攻打梁国，梁国告急，梁王刘武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深知吴、楚军势虽盛，但不能持久，而且梁国有一定实力，应该能支撑一阵子。故领兵向东北急行，至昌邑，在那里挖筑深沟高垒，进行防御。梁王每日都派使者请求援助，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去救助。梁王刘武十分愤怒，直接向兄长景帝上书。于是景帝急派使臣赶赴前线，命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却不执行，坚壁不出，而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轻骑兵出淮泗口(淮水与泗水合流处，在今洪泽湖内)，迂回吴、楚军侧后，断其粮道。
梁王刘武死活等不到援兵，只得命大将韩安国等全力抵御。梁军反而因此而士气大振，屡败吴、楚军。
待吴、楚军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周亚夫将主力推进至下邑，进逼吴、楚军侧背。吴、楚军攻梁不克，西取荥阳、洛阳的企图落空，退路又受到威胁，遂转攻下邑，急于与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坚壁不应。
吴军乏粮，饥饿难当，多次挑战，周亚夫终不出击。夜晚，周亚夫军中突然惊乱，互相攻扰，甚至闹到了周亚夫的营帐之下，周亚夫始终高卧不起。过了一会儿，军营中自行恢复了安定。将士对周亚夫的镇定非常惊讶。后来吴军扬言要奔袭周亚夫军营的东南，而周亚夫却立即派人戒备西北。不久，吴军果然以其精锐攻打周亚夫营西北。因周亚夫早有防备，吴军始终不能攻下。
孙子说：“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吴国扬言攻打东南，而周亚夫戒备西北，可见他深谙兵法。
吴军断粮多时，士兵饥饿不堪，战斗力极弱，便引军撤退。周亚夫于是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仅率数千人弃大军南走，躲入江南的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东南)。汉军穷追不舍。楚王自杀，吴王刘濞只得入保东瓯军。汉朝悬赏黄金千两捉拿吴王。一个多月以后，东瓯人斩下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功请赏。吴、楚军一败，其他几国的叛军也迅速平定。
此次平定吴、楚之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可谓神速。到这个时候，先前一直不大服气的将领们才认为周亚夫的计划谋略得当，佩服得五体投地。
汉军凯旋后，汉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前150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景帝的器重。
当年相士许负的预测再一次应验了。按理说，周亚夫应该对许负后面说他将要饿死的话有所警惕才是，至少为人处事要谨小慎微，以避祸端，但显然，性情耿介率直而且自负的周亚夫并没有将许负的话放在心上。司马迁也认为周亚夫谨守节操，但不知恭顺，所以最后才以穷途因窘而告终。
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事来了。景帝七年(前150年)，景帝要废掉栗太子刘荣。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却没有达到劝阻的目的。景帝最终还是立另一个儿子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太子，还因为此事疏远了周亚夫。
而在上次平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因周亚夫一直不肯发兵救梁国，对周亚夫怀恨在心。梁王为景弟最小的弟弟，备受窦太后喜爱，甚至窦太后一直希望景帝将来能将皇帝的位子传给弟弟。梁王刘武一直记恨前事，每次上朝，都会在母亲窦太后和兄长景帝的面前数说周亚夫的不是。久而久之，窦太后和景帝对周亚夫都很厌恶。尤其是窦太后在朝中势力很大，周亚夫因此在朝中处在了相当孤立的位置。周亚夫却没有觉察，性情没有任何改变，这直接铸成了后来的悲剧。
不久，窦太后对景帝说：“皇后(景帝之妻王夫人，汉武帝刘彻的生母)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不敢轻易违背祖制，说：“当初，先帝(指文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意思是说封王信的时机还未到，要封也要等下一任皇帝。窦太后很不高兴，催促儿子说：“人主各以时行法，不必墨守祖法。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死后他的儿子彭祖反倒封侯了。我对这事(指窦太后兄长未能封侯一事)非常悔恨。你赶快封王信爵位吧!”景帝不好直接拒绝母亲，便表示要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明知道这件事涉及到窦太后和王皇后，如果他稍微会来事一点，应该立即赞同王信封侯，也许能令窦太后和景帝对他改变印象。然而，周亚夫却说：“当初高祖皇帝规定：‘不是刘氏家族的人不能封王，不是能功的人不能封侯，谁不遵守这个规定，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封他为侯是违背规约的。”周亚夫搬出了高祖刘邦的规定，景帝只好沉默不语。王信自然也没有被封侯。窦太后自然不高兴，王皇后也不高兴。两位权势极大的女人都对周亚夫怀恨在心，祸根也就此种下了。
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他们，用来鼓励后面的匈奴人来降汉。周亚夫坚持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来投降汉王，汉王却封他们以侯爵，那么今后用什么责备小忠实的臣子呢?”景帝很不高兴，当着众人的面说：“丞相议不可用。”于是坚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
这件事后，周亚夫也明白他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原来只不过是“议不可用”。这让心高气傲的周亚夫很受打击，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周亚夫被以病正式免去丞相职务。
之后不久，梁王刘武病死。景帝记起弟弟刘武曾经说过周亚夫的许多坏话，突然想考察一下周亚夫。如果周亚夫的举止不像梁王所说，就重新起用周亚夫;否则，还是预先除掉，免贻后患。于是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食物与他。汉时的宫中使用筷子，以饭为主食。可周亚夫的席上只有一块大肉，没有切开，没有放刀子，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还以为是疏忽了，转头叫管酒席的官员取筷子。景帝于是笑着讥刺周亚夫说：“这难道还不够您满意吗?”折辱之意极为明显。这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杀人不用刀”，或谓“软刀子”。
周亚夫这才觉察出这顿饭不对头。若是换做别的人，应该惶恐交加，立即向皇帝谦卑地参拜请罪，然后涕泪交加地请求原谅，大表忠心。然而，周亚夫性情耿直，不但没有做出任何申辩，还当场免冠告退，然后便快步走出大殿。他对皇帝此举的恼怒一览无遗。可以说，周亚夫不懂变通的性格也是他后来的死因之一。
景帝捉弄了周亚夫，不喜反怒，目送着周亚夫离去，恨恨地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意思是说，瞧这个愤愤不平的人，将来能事奉少主吗。反过来就是说，将来太子即位之后，未必能够控制得了周亚夫。景帝说出了这样的话，可见心中已经动了杀机。
历代帝王很少不猜忌大臣的，尤其是那些功勋卓著者，如周勃周亚夫父子。而那些聪明的功臣，懂得用政治智慧来避祸。战国时期有王翦出征时数次向秦王请求良田美宅，汉初有萧何故意强买强卖民田。这二人并非真地想要那些良田美宅，不过是以此举来消除皇帝的猜忌。对于大臣来说，尤其是像周亚夫这样功高盖主的功臣，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而周亚夫愤然离席之举，正犯了帝王的大忌。对于周亚夫来说，大祸已经不可避免，不过是时机的问题而已。
不久，景帝的机会来了。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搬运的雇工很受累，周亚夫的儿子却不给钱。雇工们知道周亚夫的儿子偷买的是天子用的器物，一怒就上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事情自然牵连到周亚夫。有关部门把罪行书写于册，一条条地按问，要求周亚夫如实回答。这时候，还处在调查取证的阶段，皇帝并没有正式下逮捕令，事情也还有转机。然而，周亚夫却拒不答话，保持了他一贯的高傲，也因而将事情引向更糟糕的结果。景帝知道周亚夫的态度后，大骂道：“吾不用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下诏令将周亚夫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责问周亚夫为何造反。性情直爽的周亚夫说：“我儿子所买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说造反呢?”廷尉已经听出景帝“吾不用也”的深意，故意讥讽周亚夫说：“你即使不在地上(指生前)造反，也要到地下(指死后)造反哩!”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周亚夫再憨厚愚笨，也完全明白了，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初官吏去逮捕条侯时，周亚夫不甘心受辱，本想当场自杀，后因夫人劝阻，因此没死。被关进了廷尉的监狱后，周亚夫一连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死。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条侯果饿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相士许负当日神奇的预言，每一件无不应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周亚夫之死也有他必然的因素。周亚夫为一代名将，因其军事才能被委以重任。他精于兵法，善于治军，能够决战千里之外而镇定自若，极有大将之风。然而，他不通权术，性情耿直，为人不懂得变通，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难免要招来杀身之祸。
周亚夫死后，他的封国被撤除，景帝立即封了王信做了盖侯。 景帝忌刻少恩由此可见。
现河北景县有周亚夫墓。据说周亚夫死后，消息传至脩地，当地人悲痛万分，每人一捧土堆起一座高大的衣冠冢。真正的周亚夫墓在何处，如今已经不考。
可以说，周勃和周亚夫是靠性情走上了历史的重要舞台，周勃因“重厚少文”而被高祖刘邦所器重，周亚夫因治军严谨而留下细柳营的千古佳话。可叹周勃和周亚夫这样的性情人物，能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却无法在政治斗争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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