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退兵以后，北京解围，袁崇焕被崇祯帝判为凌迟处死，凌迟自宋代被确立为法定刑，大概可算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民间又称活剐，是一刀一刀地行刑，据说整个行刑过程甚至可以长达数天。不过袁崇焕的死没有用那么长时间，因为他最后被北京城的老百姓活吃了。<明史.袁崇焕列传>只是一句“遂磔崇焕于市”轻轻带过，在<明季北略>里却有这样的记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袁崇焕的头颅，最后被传视九边，这个九边是笼统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北方边境的一些军事重镇。崇祯的意思大概是要杀一儆百，但是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梁启超和金庸都作过很好的分析，特别是金庸，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外，他还提及了袁崇焕和崇祯帝朱由检两人之间的性格冲突。毛泽东和李自成对崇祯的评价都不算差，除了那句著名的“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外，崇祯自杀前对长公主所说的那句奈何生于帝王家也使后人平添了对他的许多好感。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却也暴露无疑。
这里我想说的，不是袁崇焕的死因，我只想说一说民众对於袁崇焕那颗被传视九边的头颅的反映以及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东汉末年张角造反的时候，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张角是个想当皇帝的人，他牢牢记得民心可用这四个字。但所谓民心，是大势所趋，这个势的核心正是利。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拿到了土地改革的现实好处，虽然他们得到的关于将来的种种许诺以后大都未能实现。也正是因为利之所趋，仁义道德所塑造的民心显得那么不可靠，以至于它随时有反噬的可能性。
早在宁远第一次大捷的时候，民众对於袁崇焕的态度就曾有过微妙的变化。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带兵十三万进攻宁远城，宁远的守兵只有一万。攻城战打到后来，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就要家破人亡，民众十分惊惶，抱怨袁崇焕为了一己私利，荼毒全城百姓。谁知道历史的手笔就是那么出人意料，宁远城的一发炮弹打伤了不世的枭雄努尔哈赤，并致使他后来伤重而死。宁远一解围，满城大哭，视袁崇焕为再生父母。这里面民众的态度已经值得深思。
崇祯二年皇太极出奇兵从西路进攻，绕过袁崇焕的宁远防线，直逼北京城。袁崇焕率部分兵回京救援，在北京城门口与十倍兵力于己方的皇太极激战。按袁崇焕的意思，全部兵力撤进北京城，依靠大炮的优势等待宁远的步兵主力回师再与皇太极决战。但因为诸多因素，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已是疑忌太深，拒绝袁崇焕带兵进入北京城，同时北京的老百姓也称袁崇焕的部队是***军。
这里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因素，自宋以降，因为屈辱过甚，主战派总是以爱国的姿态出现，即使战败，也少过错，如果不幸身死，甚至可以名垂青史，而与外族的和议几乎一律被视为卖国;而袁崇焕此前曾与皇太极进行秘密谈判，皇太极也已同意与明帝国的往来中将低明朝皇帝一等，客观说这是个有利的谈判，但是由於崇祯对全局理解能力的匮乏，朝中清流与佞臣的一致反对，以及民众对“和谈”的抵制，使得这次谈判中途流产。北京的民众面对“***”袁崇焕时，他们早已忘记眼前这个人正是三次宁远大捷的指挥者，也早已忘记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使清兵近二十年不能入关，他们甚至忽视了眼前的事实，袁崇焕率兵连夜兼程从宁远回师，在北京城下为着一群辱骂自己为卖国贼的人浴血奋战。这是何等的荒诞?站在北京城头上的民众戴着“爱国主义”的眼镜，一下子就看到了***。
另一方面则不是文化传统所能解释的。袁崇焕当年的主考官正是东林党人的骨干，而他自己也属东林一派。为什么北京城的老百姓对左光斗，杨涟等东林党人都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却对同为东林一派的袁崇焕如此苛刻?除了袁崇焕倔强的性格因素，除了“卖国”这个足以把人杀一千遍的帽子以外，还有别的。
相比于岳飞，以及与袁崇焕同朝代的于谦，袁崇焕的死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悲剧意义，因为他不但被当权者所杀害，而且遭到了老百姓的唾弃，他的这种悲惨死法，在历史上我能联想到的是董卓，后者被点了天灯。联系宁远第一次大捷时民众的表现，就可以发现在严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民众的特殊反映。北京城的老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这种仇恨让人心生疑惧，因为就算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只怕也不能如此报复。这里最直接的原因是清兵在城外的烧杀(直接涉及民众自身的利益)，以及袁崇焕为等待主力的按兵不动，使得北京城的民众更加相信袁崇焕是个***，而清兵正是他引入关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猜想在特殊时期不幸地比事实更有市场。
面对杨涟左光斗，面对袁崇焕，民众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回答，避害趋利作为一种本能再次得到了体现。鲁迅在<药>中所记录的那种民众的麻木，还有代表正确想法(这个词可能不太确切)的人与民众的隔离以及不被后者所理解的状况，在这里都反映了出来。一个比较残酷的解释是，北京城的民众给予左光斗和杨涟的是事不关己的廉价同情，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甚至蒙蔽到可以把自己的守护者生吞活剥。
人在严重危及自身利益状况下的疯狂(这种疯狂在集体状态下很容易得以滋长)是很可怕的，对死亡与丢失财富的恐惧和对责任的逃避心态结合在一起，使这个群体很容易地去寻找替罪羊，并将“爱国主义”以十分廉价的方式改造成暴行的同名词。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崇祯时期北京城老百姓的意思，首先这毫无意义，其次这些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所特有的，而是藏在所有人体内的作为禀性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袁崇焕的头颅早已不知去向，即使真的象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所写的那样被安葬，恐怕也已化为尘土，只是崇祯时期北京民众的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退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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