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前后，由于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上层统治集团也大量吸收汉族封建地主和文人，从而加速了党项贵族封建化的进程，最后完成由氏族酋长到封建官僚、地主的转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悠久的汉族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尽管在西夏的封建制确立以后，统治阶级内部还一直围绕着实行“汉礼”还是“蕃礼”，即保留落后的习俗文化还是吸取汉族先进文化进行了多次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先进的封建文化终究战胜了落后的氏族习俗，并且成为发展和形成西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宋朝大臣富强概括西夏的经济和文化情况时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建国之前的社会风俗
党项族在建国之前，有“生户”、“熟户”之别。“熟户”是指和汉族人民有较多交往或居住在城镇的那些部落。他们受汉族人民的影响，汉文化程度较高，较早地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和文化都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还较多地保留着党项族原来的旧俗，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这时党项族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法律制度，各个部落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继捧在宋太宗的压力下，被迫交出党项族世代聚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在他的影响下，党项族内附宋朝的先后有二百七十余部，合五万余帐(户)。宋太宗问李继捧在夏州用什么方法制服党项诸部，李继捧回答说：“戎人鸷悍不拘;只是羁縻而已，还不能说已制服了”。党项族长期形成的习俗起着比政治上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部落之间发生械斗时，酋长用传箭的办法即可纠集部众，“其从如流，俗尚然也”。
党项风俗喜欢复仇，以不复仇为耻辱。有仇必报，若一时不能报，则先逃奔他处躲避。三天以后再来，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没有复仇力量的，则纠集邻族妇女，到仇家放火焚烧庐舍。党项族所聚居的各州，刺史下没有“和断官”，选择那些巧舌能辩的人担任，判断是非，而不是根据法律条文办理。
党项族占卜之风甚为流行。
唐以前的党项族实行族外婚和收继婚制度，“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性。”流行一夫多妻制，“蕃戎之俗，诸母众多”。这种落后的风俗在西夏建国初期仍然相当流行;特别是在西夏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更甚。
人有病时，多不请医治疗，流行占筮。令巫师送鬼或将病人迁移他室，谓之“闪病”。这些风俗，是党项族建国以前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反映。
二、语言和文字
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附唐朝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僳僳、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
1.语言文字
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制成的。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行、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甲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
西夏文字结构是以文字元素搭配组合而成。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功于元昊，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辽史》记载为“李继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则把西夏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则认为：“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说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些说法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苍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参照汉字的偏旁部首先创制出一些构成西夏文字的基本元素，然后将这些基本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仁荣造蕃书，可能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西夏文公布以后，汉文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大量的实物表明，不仅劳动人民，就是在统治阶级中，也往往两种文字同时并用，汉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2.语言文字学
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
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个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
《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蕃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佑庚戌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对义字典。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阶情谊。全书按内容分成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义汉字的西夏对音字。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及僧侣中具有深刻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三、科学和教育
1.印刷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技术最早的国家。隋末唐初，在吸取魏晋南北朝镂石刻志技巧的基础上，发明了雕版印刷。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为我国现存最古的刊本。宋代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活字版印刷，将印刷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内地的先进印刷技术，这时也传入西夏，对促进西夏文化的提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发现的西夏实物证明，书籍、佛经和杂字课本等已广泛地使用印刷技术。最早的刊本是公元1085年。据前苏联的报导，公元1908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黑城盗走的佛经达三百四十五种。 我国现存的西夏文佛经，除传世的嵬名仁孝时期刊印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说大孔雀王咒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外，1972年在甘肃武威又发现西夏天盛年间刊印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残本。此经为梵夹本，上下框单栏印刷，纸质洁白、柔软、细密。还有一种“施经愿文”，上下框双栏，高只9厘米，后署“乾佑乙巳年二月日施” (仁宗乾佑十六年，公元1185年)。另有一种杂字印本，四边双栏，行与行之间有界线，两个字为一组，便于记诵。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曾出土了数千块木刻西夏文雕版残块。西夏的印刷技术除主要采用雕版外，也使用了活字。
在俄罗斯所藏黑城出土文献中发现有用泥活字印刷的刊本。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也属于泥活字印刷品。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合口本续》也显然是采用活字印刷，但它究竞属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印刷品尚存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2.历法天文
历法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历法的制定始于夏代。
相传“夏小正”便是夏朝的历书。当时有了节气的划分和干支纪日法。商朝时已知道四分历法，并加入闰月，懂得推测冬至点，以丑月(阴历12月)为岁首。经过长期的改进，到唐代时天文历算更有很大的进步。宋朝初年，沿用北周州日历。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始命司天少监更造新历，命名为应天历。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命司天监参考以前的历法，制成“仪天历”。
西夏在建国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历法，“不知正朔几二十年”。德明请以“仪天历”颁赐，才开始有党项使用历法的记载。元昊称帝后，“自为历日行于国中”，但西夏自己制定历法的具体情况不见记载和实物，无从查考。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公元1045年)十月，西夏实行宋朝天圣元年制的“崇天万年历”。大安十一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又以“奉天历”赐嵬名秉常。宋朝每年孟冬将下一年历法颁施西夏，定为常例，一直到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由于嵬名乾顺依附金朝日久，宋朝不再颁施，西夏才停止使用宋朝所颁赐的历法。据《天盛年改定新法》，西夏设有 “大恒历司”、“史卜院”和司天、太史等主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职。从近年甘肃新发现的西夏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的日历残件可以看出，宋朝虽然停止了对西夏的历法颁施，但西夏以后所施行的历法，仍和汉族地区一样，以干支记时日，而且每月朔日干支的推算较为难确。据报导，柯兹洛夫盗去的大批西夏文献中，也有日历和佛历数种。
由于西夏重视历法，所以对一些天文现象和大自然变异情况的观察和记载也就比较详细。尽管西夏的统治阶级也同样把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如地震、慧星、日月食的出现等，看成是神和上天意志的体现，但对这些现象的记载本身，却为研究大自然异常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大庆三年(公元1142年)三月，记载西夏境内发生强烈地理，“有声如雷，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堡，人畜死者万数”;又记载同年四月，夏州一带地震情况：“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这些对展前预兆和地震后情况的具体描述，今天仍不失为研究地震的重要参考资料。
3.医药学
西夏建国以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的旧俗，广泛使用汉族的中医、中药学。早年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便有《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近年武威出土的西夏文药方残页，共八行。药方中的药名有椒、牛膝、苯米等，此外还有“精细煎煮、频频翻动”、“于空腹时温水送下，每服十粒”等关于中药煎煮和服用的方法。根据西夏文《天盛年改定新法》，西夏还没有“医人院”，隶属三品。这些都足以说明西夏在吸取汉族地区先进的中医学技术之后，开始建立了西夏的医药学。
4.法律
西夏建国之前，没有成文的法律，相约成俗，“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了之。自德明向宋朝表示臣属以后，“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特别是元昊称帝以后，通过遣使购买宋仁宗放出的二百余宫人，并频繁地向宋朝遣使节，“久悉中朝典故”，“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因此逐渐熟习了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西夏的法律。史称元昊“明法律”当可信。据1963年苏联发表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公布的部分目录，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便有《天盛年改定新法》、《猪年新法》、《新法》、《官阶封号册》等。据报导《天盛年改定新法》共二十章，汇编了西夏的政令。除第十章已公布外，其余尚未发表。第十章对西夏的官衙司署和军、府、州、县的品第等级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早年发现的嵬名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公元1071年)的“瓜州审判档案”，从残文看，系侵夺牲畜的审判记录。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西夏境内许多部落举行起义，反抗西夏的封建统治。仁孝慑于人民的反抗，为了缓和矛盾，又制定赈济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看，西夏还有戍边法。以上事实表明，西夏建国以后，为了维护其封建秩序，在不断吸取唐宋法律的基础上，西夏的法律制度也日趋完备。
5.地理学和史学
西夏的地理学也有一定成就。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公元1046年)，元昊遣使向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以换回在宋朝境内的党项人户时，使人杨守素持有详细的地图。据记载，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两次出使到金朝，他根据出使金朝的见闻，广采金国的土俗民风和山形胜，著有《奉使日记》三卷，可惜此书已散失。西夏对史学也很重视。除由宋朝传入史书外，西夏自己也相当重视国史的编篡工作。斡道冲的先祖是灵州人，本是汉族归附德明后迁居兴州，好几代都掌管撰修西夏史实的职务。天盛十三年，仁孝曾令史臣修实录，王金等奉命纂修有《李氏实录》。乾定二年(公元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职之后，见西夏将亡，愤而撰写《夏国世次》甘卷。但这些史学著作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6.教育和科举制度
西夏统治阶级为适应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封建教育，并仿照唐宋科举取士的办法，培养各级官吏。西夏建国前夕，元昊设立蕃汉二字院。汉字院练习西夏文的正草二体，兼及篆、隶，官秩与唐宋的翰林相同。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元昊改变过去官吏由世族世袭或幕府擢升的制度，建立春学，命野利仁荣主持，用西夏文大量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和启蒙课本，作为科教书，选择党项、汉族官僚子弟中的优秀者入学。学习结束时，出题试问，量才授以官职。元昊并下令各州都设立春学。
西夏的教育和科举制度，自始至终以吸收和推广汉文化为中心内容，因此宋朝的一些失意文人，往往由于“举子不第，往投于被，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倍为谋主”。
西夏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的这些以推行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措施，对提高党项贵族的汉文化水平，缩小西夏和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加速党项和汉族的融合，增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崇尚儒学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西夏的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安逸保守，日渐没落腐朽。
四、文学和艺术
反映西夏政治、经济并为其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西夏典籍失传，出土的大量西夏文刊本和写本等材料又多未发表，所以还难探究其全貌，现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略予介绍。
1.文学
党项族远在归吐蕃统治时期，就曾用藏文记录本民族古老的传说。西夏建国以后，由于“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文学艺术一改以前那种简朴、纯厚的风格，出现了许多类同汉族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
近代人根据零星文献辑录的，便有《西夏文缀》二卷，《艺文志》一卷及《西夏文存》、《外编》各一卷，收集有西夏的诗、表、奏书、铭等多篇。早年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名为《月月娱诗》的诗集。据记载，大德五年乾顺亲自作有《灵芝颂》一首，中书令仁忠等作诗相和。《灵芝颂》的全文已不见记载，1975年在清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的碑亭遗址时，发现了《灵芝颂》的部分内容，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句，四言一句，二句一韵，句法整齐，短促有力，使我们具体得知西夏诗歌所达到的成就。公元1041年张元随元昊于好水川大败宋军后，在寺壁上挥笔作诗曰：“夏竦(时为宋朝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何曾耸，韩琦(时为经略安抚副使)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踌躇满志，跃然在目。
西夏对宋、辽、金的许多表章，内容非常广泛，论据显明，结构紧凑，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元昊称帝时给宋朝的上表，全文只三百余字，先煊耀其先祖之功德，继述称帝之事势在必行，最后请宋朝予以册封，愿以后“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同时，在散文、戏剧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2.艺术
西夏统治阶级和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一样，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重大作用的音乐也十分重视。拓跋赤辞归附唐朝以后，虽然开始吸取唐朝的礼乐制度，模仿其“尊卑跽拜诸仪”，但党项贵族使用的乐器还较简朴，只有琵琶、笛等几种。唐禧宗时，踢给拓跋思恭全部官乐。唐朝官乐共十部，每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演奏，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乐器俱用金钲、节鼓、中鸣、大横吹、觱栗、桃皮、笳等数十种。经五代到宋朝初年，其间虽经百余年，但仍然沿袭唐乐，音节悠扬，有强烈的唐乐遗风。宋朝乐制沿袭唐朝制度，所以到德明时，礼仪律度音乐等都依照宋制。元昊称帝建国以后，对野利仁荣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目的在于安宜百姓。我们党项的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要务，像庸宋那样的缛节繁音，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必须改革”。于是下令改五音为一音，有不遵者杀。人庆初年，仁孝在大力推祟儒学的同时，又令乐官李元儒采集汉族历代乐书的成就，结合西夏本国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新的官乐，经过三年的努力，新官乐制成，仁孝赐其名为“新律”，且进李元儒官职，以奖其功。
西夏的绘画、雕塑艺术，至少在李继迁时已开始出现，史载李继迁被宋军战败逃到地斤泽时，拿出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以示党项。党项部民见像思人追仔往昔，从者日众，人物画似乎达到了神似感人的程度。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时期的壁画中，除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牛耕图、锻铁图外，还有团龙藻井、佛、菩萨、火焰宝珠等，壁画用色虽仅土红、黑色、石绿三种，且以土红色为常用，但应用得当，很具特色。莫高窟第四百九十一窟的西夏女供养人塑像，神态端庄虔诚，完满地表现了女供养人向佛祈求“宴福”的诚挚感人形态。所绘的山水画，也已完全脱离了纯粹以山林作为宗教题材象征符号的呆板气氛，开始具有写实的艺术格局，可以独立成幅。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黑城盗去的文物中，有属于宋院画风的溪山行旅图多幅。黑城还出土有山羊、鹿等动物的纸本墨画。
西夏陵区出土的雕塑中有许多精美品。其中尤以浮雕的栏柱为最佳。它以我国传统的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活泼生动形象，刀法娴熟，栩栩如生，显示了很高的雕刻技巧。巨大的琉璃鸱吻，由上下两段连结而成，兽首鱼尾，张口吞脊，十分威严、庄重。
五、宗教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魏晋南北朝的推广，至隋唐更为兴盛。西夏历代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兵黩武，狂戮滥杀;另一方面却“尤所崇奉” 佛教，到处修建寺庙，“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蹊谷，村落坊聚，佛宗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用以欺骗和麻醉西夏的各族劳动人民。
史称德明“幼晓佛书”，远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族内流行。宋景德四年，德明母罔氏卒，德明请宋朝允许他在山西五台山——唐代兴起的崇信文殊菩萨的发祥地——修建十座寺院，为其母祈求“宴福”。宋天圣八年，德明向宋仁宗献良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仁宗从之。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也曾于夏开运元年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宋仁宗赐佛经。夏广运年间，有天竺僧善称等九人到宋朝汴京进贡梵文经、佛骨和菩萨像等，回国途经夏州时，元昊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未允，即将善称等人强行拘留。夏大庆二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请允许派使人到五台山供佛。元昊规定每年四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官吏和百姓必须拜佛，为其诵经求福，并广建佛寺。兴州一地除元昊前已建有海宝寺、戒坛寺外，又于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处，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还邀请回鹘的名僧，演绎经文。夏福圣承道三年，没藏氏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宋朝所送的《大藏经》，并且延请回鹘的著名僧人在此宣讲经义，没藏氏和谅祚经常前去听讲。谅祚执政时，曾将延请回鹘僧人经二十年演绎而成的《梵觉经》和金佛等进献给辽朝。夏天佑民安六年，乾顺又将回鹘僧人译的贝多叶经献给辽。夏贞观三年，甘州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掘出古卧佛像三尊，献给乾顺，乾顺大喜，下令在甘州建卧佛寺，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系教派的始祖松钦巴。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佛经和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播教义，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现存《佛说宝雨经》的西夏文译本，即仁孝时期根据藏文译本加以校定的。松钦巴在西藏粗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仁孝曾献赤金缨络与幢盖等饰物相助。
坐落在青铜峡黄河岸边的一百零八塔，是由一百零八座喇嘛式实心佛塔所组成的塔群。在塔基里曾出土有西夏文题记的千佛图帛画、西夏文佛经残页和具有明显西夏风格的塔模、泥塑佛像、砖雕佛像等，证明是一处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寺庙遗存。屹立在同心韦州西夏城址内的康济寺塔，是一座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过维修证明，塔身的九层以下，为西夏时期的原建，九层以上为明代增建或修建。位于中宁鸣沙乡的永寿塔，始建于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嵬名谅祚时期，是一座八角形楼阁式砖塔。贺兰潘昶的宏佛塔，是一座楼阁式与喇嘛式相结合的复合建筑，形制特殊。塔的下部三层为八角形楼阁式，上部为一个完整的十字折角喇嘛式覆钵体。塔体的天宫中，出土了大批西夏文木刻雕版、绢质彩绘佛画、泥塑佛头像、泥塑罗汉全身坐像、西夏文木简、西夏文字残页等珍贵文物。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是一对相距不足百米，东西对峙，外表装饰华丽，形制高度基本相同的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塔内出土的彩绘绢质佛画、上乐金刚双身木雕像和塔内发现的西夏文年款，证明双塔始建于西夏仁宗嵬名仁孝时期。贺兰山拜寺沟内的方塔，是一座方形十一层密檐式砖塔，1990年冬被不法分子炸毁，在废址中清理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及其它珍贵文物，亦证明了它始建于西夏。1986年在银川市新华街出土的窖藏青铜鎏金菩萨像、青铜鎏金武士像和青铜鎏金和尚像;反映了西夏时期对佛教文化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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