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文化，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具有特色，总的讲胜过北朝，对后代影响较为深远。
文学
东晋诗风以玄言为主，淡泊寡味。刘宋以后，描写山水景物的诗盛行起来，谢灵运(385～433)可为代表。齐谢眺(464～499)则在山水自然景物描写中倾注人生情感，宋鲍照的诗具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南朝的乐府民歌清新生动，抒情小赋精巧细致，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虽有所不足，但往往情思横溢，荡气回肠。五言诗的体裁南朝时已趋成熟，开始向七言发展。诗人多精炼字句，整齐对偶，呈现出向律诗体裁过渡的趋势。王融、沈约等在佛经梵吹唱诵的影响下，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进一步讲求声律，形成“永明体”。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一种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都出现于南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出于南朝文人刘勰、钟嵘之手，说明南朝文化发达，文学作品的规律已成为当时人特别提出来研究的对象了。传世的南朝时期诗文，其作者及篇目数目，皆远多于北方。
史学
史学在南朝受到重视。宋初设立儒、玄、文、史四学，何承天主持史学，置有生徒。著作郎负责修国史，下有佐郎，分司资料收集及撰写。正史编纂于南朝者，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陈二史也基本上成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以注的体裁荟萃史料，亦属南朝首创。南朝侨姓和江南大族的家谱族谱见于著录者甚多，说明南朝谱牒之学较北朝为盛。地方历史的著作，见于著录者亦南多于北，反映东晋南朝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文人学士也较多。南朝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是较有思想深度，每试图从宏观考察说明历史发展之所以然。宋裴子野《宋略》、陈何之元《梁典》皆仿干宝《晋纪》之例设总论，论一代治乱兴衰，探求经验教训。沈约《宋书》诸志多溯及前代。梁武帝命编《通史》，书虽不传，用意当亦在观历史之会通。范晔撰《后汉书》，自命精意深旨存在于序或论中，借以“正一代得失”。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取法于范晔，其中史官议论往往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历史现象的洞察能力。所谓南人之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也许这就是在史学方面的体现。
南朝继东晋之后，玄学清谈仍然在士大夫中流行，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即此种风气下产物。梁范缜根据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用辨名析理的方式，著《神灭论》以破佛家的因果论，引起一场有名的争论。南朝经学以梁代为盛，对以往经学各派进行综合与取舍，学风比较自由开放。南朝重礼学，反映门阀世族的要求。治经方式上则受佛教讲经影响，流行讲疏、义疏体裁，成为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经学著作。
佛教
宋代僧人道生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通过顿悟方式而成佛。陈代印度高僧真谛为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的译经大师，译出《摄大乘论》及《摄大乘论释》，提出统摄一切心理活动的“阿黎耶识”学说，以它为一切事物赖以产生和变化的最后根据，也是精神创造物质学说的理论根据。道教方面，宋代道士陆修静整理道经，总括为“三洞”分类法，成《三洞经书目录》，为后代所遵用。梁陶弘景主张融合道家内丹外丹之说，兼顾养神与养形，并编造出新的神仙系统。南朝的道教思想往往把道教的炼形、佛教的澄神、儒家的养德融为一体，致力于会通佛道两教以至儒家学说。南朝僧人也往往兼通外典，喜作玄学清谈。
艺术
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著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南朝书法也名家辈出，王羲之后裔、由陈入隋的僧人智永所写千字文，是今天能看到的南朝名迹。
科技
南朝的科学也颇有成就。宋齐时人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南朝时，历法有所改进，炼钢技术有所提高，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陶弘景作过显著贡献，他的《肘后方》广泛流传，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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