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群专题频道李政道栏目，提供与李政道相关的所有资讯，希望我们所做的能让您感到满意！ 李政道（ 1926年11月25日 ），生于中国上海，江苏苏州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 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2004年任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作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李政道的幸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写作技巧请继续关注我们留学群的作文栏目。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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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为计算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 用手工合作制成专用计算尺。
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著名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110周年诞辰。多年前，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塞巴斯蒂安·怀特（Sebastian White）曾计划撰写“费米在美国：费米作为一名教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下的记忆”丛书。为此，他访问了费米教授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其中包括李政道、理查德·伽温(Richard L. Garwin)、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和维利斯·兰姆（Willis Lamb）。
李政道在1947年成为费米的博士研究生。在采访中，他提供了当年与费米接触的个人感觉。这篇采访稿虽然距今已有多年，但李政道先生对于费米如何教育学生的方法的回忆，仍然对于我们如何办好大学，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采访人：塞巴斯蒂安·怀特
■受访人：李政道
怀特：你是费米40年代的研究生，有费米当你的老师感觉如何？
李政道：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当然，在那个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学生整体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再加上费米的加入。我是1946年秋从中国直接过来的。这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
怀特：你当时知道费米在那儿，这也是你来芝加哥的理由之一？
李政道：是的，这是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只有两年大学学历，而芝加哥大学是仅有的可录取我直接进入研究生课程的学校。
怀特：你是如何与费米商定你的博士论文题目的？
李政道：实际上，在当年我与费米曾经有过几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与费米关系较小，受到当时的物理研究的进展的影响较多。
那是在1948年，杰克·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是我的同学。他做了一个关于mu介子（现在名称为缪子）衰变的实验，发现了它具有一个连续谱。杨振宁、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和我分析了三个过程：mu介子衰变、mu介子俘获，和β衰变。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它们的耦合常数大致相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费米的学生了，当时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杰克·斯坦伯格已经作出存在一个连续谱的实验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计算这个谱，这就是我被牵涉进去的原因。他过来问我，我用三体衰变理论做出来了（自然，这计算也是基于费米的弱作用理论）。
在这个基础上，我与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合作，我们一起计算了这三个过程。之后，我告诉了费米这些计算结果，他很感兴趣。他说，“你们必须将这些写出来”。我说，问题是为什么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耦合常数。我认为，这里面肯定隐藏着像广义相对论那样的最根本原理。我当时非常自觉地应用费米的β衰变理论。我问他，为什么他当初的β衰变理论使用字母G代表β衰变耦合常数，他告诉我，的确，在他的脑子里含有广义相对论的想法。
之后，几个月过去了，因为存在几点困难。例如，中间波色子必须拥有质量，可是这质量是如何产生的？在1948年圣诞节左右，费米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他刚刚收到来自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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