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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199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05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2012年)……”这段调侃文字，尽管并不准确，但也真实反映了普通民人对养老的担心。养老金缺口问题一直为社会担心，担心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担心因为缺口国家会强制推迟退休年龄，担心政府不再养老而让自己卖房“以房养老”。对于养老金当期发放的缺口，人社部表示，财政已开始进行补助，机制已经建立，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资金的来源主体是靠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收入，也包括政府财政投入，未来要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
养老金缺口是个老话题，有专家认为2013 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超过 18 万亿;但也有官员认为不仅不存在缺口问题，而且还有结余，养老金缺口之说是子虚乌有。那么，养老金到底有没有缺口?有多少种算法?缺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有何对策?
养老金到底有没有缺口?
以时间轴来看历史、当期和未来养老金缺口问题。
从历史结余看：据资料显示，自 2002 年以来，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一直处于结余状态。
《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据《2012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0001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5562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3941亿元。
从当期结余看：养老金收支的当期缺口是指当年养老基金的各项收入之和减去支出之和出现收不抵支的一种状况。
首先看2012年数据，2012年当期结余高达905亿元。据《2012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0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8.4%，其中征缴收入16467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648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5562亿元，比上年增长21.9%。
再看2011年数据，2011年当期结余高达4130亿元。《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我国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168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9%。全年基金总支出 127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272 亿元。
但是，《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分析称，“2011年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看上去还不错，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增长速度，使得当期结余大幅度增长”。但是，如果精确分析发现，2011年全国当期结余几乎没有任何余额。《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介绍，2011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高达4130亿元，但是，如果剔除高达2272亿元的财政补贴，再剔除由扩大覆盖面导致的“补缴”1511亿元，当年的收支余额仅为347亿元。如果再剔除“预缴”和“清理历史欠费”等因素，2011年几乎没有任何余额。这说明，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缴费收入与支出基本相等。
向...
海南省国营保国农场原场长彭华达受贿一案，近日由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彭华达因受贿9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对于彭案，不仅坊间备感惊诧，而且相关报道在描述时也使用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说法，足以见得人们对于“双面贪官”现象之不可思议。
“彭华达是一个优秀的农场干部。”这大约是落马前人们对他的总体印象。熟知他的同事从生活、工作两方面对他的优秀作了概括：一是亲和力很强，二是工作能力强：“放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会突飞猛进”。正因如此，彭本人一度也赢得了荣誉和提拔的机会。但是落马之后，人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彻底的贪官。在抓工作的“硬手”背后，那只被隐藏起来的“黑手”，充分利用工程项目受贿——2011年7月至2012年年初，仅半年时间，彭已收受贿赂95万元。
这又是一个“双面贪官”，也诠释了最为荒诞不经最颠覆人们“三观”的当今官场之怪现状。对此类官员其实我们并不少见。就连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的：有人说“双面贪官”精神分裂，有人说他们过着错乱人生，有人佩服他们善于忽悠，有人惊叹于他们边腐边升，有人感叹他们把持不住，有人断定他们一开始就是伪装。
种种评价和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事情还真不是那么简单。贪官与能吏一开始并非两张随意更换的画皮，贪官也并不天生都是贪官，贪官与有能力、会搞工作之类也并不是天然矛盾的。作为进入官场人生的起点，能力和政绩有时是必须的，某些官员像彭某一样一开始并非贪官，努力工作，并善于和同事搞好关系，也可能成就他们最初的能吏形象。
至于那些贪官手握重权，或者能够边腐边升以后，能力、形象、政绩更非可有可无之事。一是政绩考核的需要，当某些官员已经成为掌权一方的诸侯，人在官场，地方经济发展指标的存在，各种政绩考核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连轴转地搞好工作。二是为了维护形象的需要，工作能力强、政绩突出之类，既可以赢得政声，又方便掩盖贪迹。贪官污吏必须要有会搞工作的护身符。三甚至于是贪腐的需要。土地不开发、道路不修建、工程不上马，像彭某一样利用工程项目受贿的机会就会坐失。搞好工作有时更能为贪腐创造条件。
所以不必惊诧于“双面贪官”既有能力会工作，又擅长贪污受贿。其实这正是贪官的一体两翼。如今之世，倒是一个既懒又贪的官员，指望保持官位甚至于边腐边升，已是绝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也意味着组织上识人用人面临复杂的形势和新的考验。慧眼识才之时，应当把干才能吏与“双面贪官”严格区分开来。既不能一概抹杀官员的政绩、工作能力，又不能被表面政绩迷雾所惑，更要做到逢贪必惩，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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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构6日联合通报了“黄金大米”事件调查结果，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罚。这一缘起于十年前、掀起3个多月舆论风暴的“黄金大米”之谜终于揭底。而疑云散尽，留下的却值得深深地思索。
60克米饭 25名儿童
“黄金大米”项目是否在我国衡南县江口中心小学进行了试验?有多少个孩子吃了“黄金大米”?每个孩子吃了多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8月30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谴责美国塔夫茨大学与中国研究人员使用转基因“黄金大米”对6至8岁的儿童进行营养转化试验。从那天起，民众最为关注的正是以上几个问题。
根据6日公布的调查情况通报，“黄金大米”试验的确于2008年6月在江口镇中心小学开展，有25名儿童于当年6月2日中午食用了60克“黄金大米”米饭。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海滨说，与普通大米相比，“黄金大米”除β-胡萝卜素含量增高外，其他营养成分未见改变。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黄金大米”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也无证据表明6至8岁儿童一次性摄入60克烹调熟的“黄金大米”米饭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说，2009年，美国曾进行过为期36天的成年人食用“黄金大米”的营养转化研究。据正式公布的科学资料，每人一次性摄入200克“黄金大米”，没有发现受试者健康异常。
然而，虽说没有发现“黄金大米”有危害，但其试验过程却对社会造成了伤害。
十年始末 五越“红线”
自十年前立项，到2008年完成，再到今日调查结果水落石出，“黄金大米”试验实施人数次擅越“红线”，违反了多项相关规定和准则。
一越“红线”：“黄金大米”项目于2002年12月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内容是研究菠菜、“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胶囊中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荫士安和浙江省医科院王茵作为项目负责人，将“黄金大米”试验与国内项目“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合并，偷偷完成，始终未向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提及“黄金大米”，也未告知给学生食用的是“转基因水稻”。
二越“红线”：2003年11月，浙江省医科院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了美国NIH项目的伦理审查。2008年项目现场工作转到湖南后，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再次申请伦理审查。王茵根据荫士安提供的材料，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加盖公章，以浙江省医科院的名义向汤光文出具了英文版“2003年的伦理审查结果仍然有效”的证明。
三越“红线”：2008年5月29日，汤光文将在美国进行烹调煮熟的“黄金大米”米饭携带入境，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违反了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及相关规定。
四越“红线”：在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和向受试儿童家长知情同意告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刻意隐瞒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和卫生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
五越“红线”：2012年8月，汤光文等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发表了题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的研究论文。论文发表前，汤光文将论文寄给荫士安...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日，网上一宗宁夏海原县交警执法时是否殴打司机的案子引人关注：先是有人举报交警打人，官方回应称没打人，再有人将打人视频传上网，最后官方回应已辞退协警。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大货车车主苏某途经宁夏某高速出口，海原县交警拦车罚款，因质疑乱罚款惹怒交警遭殴打，随后报警，却被赶来的交警二次群殴。中卫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中卫”贴出海原县公安局的回应，称“微博爆料不属实”、“发帖人报警后遭二次殴打更属无中生有”。有网友随后上传视频，记录了当时执勤人员殴打司机的情况。22日，海原县委决定给予相关交警及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处分，责令辞退当日执勤的3名协警人员。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道终究要处理人，还不如早处理早主动。现在倒好，县公安局领导搭进去了，海原县公安局的公信力也搭进去了。原来是准备赖掉丑闻，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为天下人笑。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不是圣贤，孰能无过?承认政府及公务人员身上可能存在的弱点和缺点，正视问题，及时改正错误，政府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既然有人举报交警打人，有关部门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按程序认真调查一下，本可以发现问题。找出问题，及时整改，可以改进政府工作。
海原县公安局矢口否认有交警打人，不排除他们也搞过调查，但被打人者及其部门领导给糊弄过去了。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行调查，否认坏事、坏消息、影响部门形象的情况，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惯。他们可能觉得，打人的事你知我知，只要我不承认，光是凭你一张嘴，说不清楚。你网上举报是孤证，我否认打人是组织行为，按理“信用度”甚至还远高于个人。
两种情况，本质都是我们的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习惯我行我素。一方面，他们不太在乎人们怎么看、怎么想，不太在乎民众对政府工作评价如何;另一方面，他们对改进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对改进政府工作缺乏动力。
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放过一部分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这对政府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政府公信力不断流失，公权力的权威力的基础不断被侵蚀。不清算公务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其结果就是对违法乱纪的放纵与鼓励，最终损害到全体公务人员的信用、社会声誉及其行动能力。
对人民群众的各种举报，政府总的原则应该是“不护短”，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在调查基础上作出处理。这里的关键是树立“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正确权力观，正视公务人员可能的问题，并准备随时予以纠正。以后，谁违法乱纪，谁就自己承担责任去。政府理应坚拒被少数公务人员绑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决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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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面对的课题。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 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围绕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声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
不过，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在学界并非没有不同声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称，很多国家的红十字会按官办或政府主管模式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或非政府组织，中国红会的管理体制并非独例。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也多次向媒体表示，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肩负人道援助与国际间交往的职责，与其他社会组织性质不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无论如何改革，红十字会不可能摒弃这一点”。
那么，世界各个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亲密”到何种程度?“保留行政级别”是不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前提?
管理层如何选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中，曾一度希望将“政府的助手”改为“政府的伙伴”，但最终未能实现。在其他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多样。
美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按照1905年国会通过的宪章，它在和平时期需保持国内和国际备灾体系的能动性，灾难发生时，对瘟疫、饥荒、火灾、洪灾等采取措施。同时还需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任务和职责。
美国红十字会于2007年进行了综合治理改革，同时，宪章也进行了重大修订。改革后，理事会主席人选须由理事会向总统提名，批准后方得担任，除主席外的理事会成员则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一般维持在12人至20人之间。美国红十字会以监督严苛出名，曾出现7年5次更换负责人的局面。
日本红十字会也是受国家认可的非营利组织，由天皇夫人担任名誉总裁，社长、副社长从社员当中推选产生。在遍布全国的地方支部，支部长均由各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兼任，不过也仅仅是挂名，实际负责人即副支部长从会员中产生。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红会从2011年底开启改革以来，曾设想按照国外一般形式，更加突出红十字理事会的作用，甚至领导层也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但该设想由于“过于超前”，没有迈出第一步。
资...
“恶人治村”的现象，在目前是十分盛行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少不了基层****，所谓恶人能保证“政令畅通”，能保证“基层稳定”，能保证“利益共享”，使得那些“土皇帝”为所欲为，用老百姓的血泪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使得农民上访成为泡影，营造一方虚假的安宁，使得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钱钱交易轻松得逞……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民群众知识严重缺乏，素质不高，民主程度有限，法律普及不到位等。
在农业税改革之前，农民上访闹事者屡见不鲜，其中也有很多村庄进行了改革，****了原来的人马，重组村委会。但是在此过程中，严重暴露了农民的狭隘性。在有些农村，家族意识还是极为严重的，其势力和权利的分配是相互勾联的，小家小姓是难以获得支持的，而大家大姓却往往由一些泼皮无赖领头，用拳头而不是用头脑来称霸，谁敢不服，群欧或者单挑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依然是搞投票，搞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民主。对于这种情况，乡镇一般不会干涉的，一方面十分棘手，弄不好同样被打个头破血流，另一方面他们正好需要利用这些恶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除了拳头以外，农民对于选票缺乏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认识。这种现象与一直以来农民知识水平有限，民主程度底，不会选，或者由于基层政府的原因选了白选等造成的。他们对于选票，一般信手而就，或者是让怎么选就怎么选，或者是谁对他们有点小恩小惠就选谁，其中本家或则本族往往成为选择对象，意思极为狭隘，恰恰可以被利用。
当然，也有民主力度稍好的，正式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但是由于法律意思薄弱，经不起恶人的纠缠和打击，而且这样的村委会也往往因为站在农民一方与乡镇政府对立，而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最终下台，被取而代之。而农民之间，往往是自保其身，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畏官畏盗，胆小怕事，这也给恶人以可乘之机。
就这样，“恶人治村”上面有保障，如暖阳煦风，下面有土壤，根深蒂固，怎会不枝繁叶茂，大兴其道呢?恰好是目前贫富分化严重，而且穷人连上学也快上不起了，如此一来，就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一说了，那些作威作福者就永远当老爷，那些贫穷的人就甘心地做牛做马吧。“恶人治村”也就更有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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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儿童阅读日，上午朝阳区首次公布了小学图书馆图书基本配备书目，书目中的900本图书，所有的小学必须配齐。有趣的是，以往家长们禁止孩子阅读的武侠小说也被列入了基本书目。
朝阳区上午公布的900本图书书目中，除了《小布头奇遇记》、《哈利·波特》等流传广泛的儿童读物外，《苏菲的世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这样有深度的书籍也在其中。而《射雕英雄传》这样通常被家长列入禁读范畴的武侠作品也入选了基本书目。
“虽然很多家长都不愿意孩子接触言情、武侠类作品，怕他们痴迷其中，但哪个孩子不是读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射雕英雄传》受到诸多名家的认可和赞誉，不失为阅读经典。”在上午的阅读日启动仪式上，参与书目制定的学生阅读研究专家王林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久前的一次“全国小学生阅读状况在线调查”显示：小学生课外阅读率达84%，人均每学期阅读课外书为11.76本。另外，互联网和手机已经成为小学生的重要阅读渠道，阅读功利化和网络阅读娱乐化倾向明显。
调查显示，在读过课外读物的4至6年级小学生中，有近六成的学生是为了在课外阅读中“得到乐趣”，有近八成的学生是“为了提高学习水平”。在“卡通动漫”类课外读物阅读选择上，小学生与教师存在明显分歧：在读过课外读物的学生中，经常读“卡通动漫”类课外读物的学生有43.3%，但在小学教师问卷调查中，希望小学生多读“卡通动漫”类课外读物的教师只有27.5%。
另外，互联网和手机已经成为小学生的重要阅读渠道，有46.7%的学生把“看书、看报、看期刊”作为自己的主要网络活动之一，小学生的手机阅读率为31.3%。
王林介绍，84%的课外阅读率并不高。学生目前课业负担重，是造成他们读书少的原因之一;另外，家长观念上不重视，也是一大原因。家长给孩子报课外班，一掷千金也不在乎，但给孩子买书，超过10元就嫌贵。
为了提高孩子们对读书的兴趣，朝阳区教委精心挑选了900册图书，作为基本图书供学校图书馆参考配备。朝阳区前后共投入1000余万元，用于学校购置图书和开发阅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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