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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礼貌古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并存，汉语内部又分生方言，不仅仅方音各异，连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差异。就交际口语而言，汉语各大方言之间的沟通度很低，以操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的镇江人为例，若非训练有素，听广东话、福州话之类肯定不入门，就连同在一市的丹阳话(属吴方言)，听起来恐怕也跟听外语差不多。更有甚者，丹阳话内部还有许多“流派”，人称“四门八话”，据说民间还有“苏秦通六国，气死在丹阳”的说法，足见方音土调对人际交往影响的严重程度。
多少年来，我们的先人一向在探索建立并推广一种能够跨方言乃至跨民族的通用语，以方便人际交流。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当他诵读《诗经》、《书经》和司掌礼仪时，都使用“雅言”——当时中国通行的共同语，用这天的话来讲，就是普通话。由此可知，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普通话;操山东方言的孔老夫子，在教学和“公务活动”中能够自觉使用当时的普通话。
从周秦以降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少关于正字正音、推广通用语的例子。个性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雍正年间颁布诏令推广“官话”;“五四”运动前后广泛推行本文来自文墨星河“国语”，倡导用“国语”来写文章，用“国语音”来念汉字、播新闻、演电影等，对汉语普通话的构成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百孔千疮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建设家园，与此同时，也把语言文字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向十分关注语言文字工作，周总理更是直接关心和指导简化汉字、扫除文盲和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多次发表有关重要讲话和批示。建国初的1951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连载语言学家的专题文章，广大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部队官兵和文艺工作者等，掀起了学习语言、正确使用语言的热潮。
到了1955年，我国召开了首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同年11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开展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从1956年起，教育部和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还共同拟定计划，由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高校负责，对全国近两千个点的方言进行了普查，并根据调查资料，编写了一大批有针对性的方言区学习普通话手册，为人民群众学用普通话带给了方便。
十年动乱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一度停顿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语言规范化工作再度被提上了重要日程，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85年底，国家将原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初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并明确宣布把“推广普通话”工作作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推广普通话”高潮。尤其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和测试大纲的颁布与实施，有力地促使教育系统(包括师范生)和广电等有声传媒系统工作人员普通话整体水平的提高。
回顾建国以来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全国范围而言，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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