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群专题频道常住人口栏目，提供与常住人口相关的所有资讯，希望我们所做的能让您感到满意！ 常住人口指经常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口。它包括常住该地而临时外出的人口，不包括临时寄住的人口。常住人口为国际上进行人口普查时常用的统计口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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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下降未必是坏事
1月19日,北京与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显示,2017年,京沪的常住人口同时下降,这在1978年以来还是首次。据了解,2015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出现197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在此后出现了反弹。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2.4万人,增长幅度为0.1%,当时就有预测称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将出现下降,这一预测已经成为现实。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已经迎来拐点(1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对于一直习惯于京沪人口增长的人来说,或许一时不能理解这种下降。下降是实实在在的,已为数据所证明。况且,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未必是坏事,与因城市竞争力削弱而导致的人口被动下降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可能是主动为之的结果。
大城市到底应该有多大,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从目前的主流认识看,把大城市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成为基本取向。根据此前规划,到202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300万以内,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上海更是规划到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对照一下2017年的实际人口,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7万人,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上海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几乎没有了增长空间。
规划虽是方向,也需通过行动体现出来。这些年来,京沪在控制人口规模上,推出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特征的举措。比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既有经济意义,也有社会意义,对人口流动必然产生影响。影响人口数量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京沪常住人口下降,基本符合政策预期和城市发展方向。
京沪常住人口下降,可能是其他地区所乐见的。人是最具有活力的资源,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对人口和人才的吸引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西部发展水平提高,特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在降低。“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笔者也希望其他地区提升吸引力,迎来百花齐放的一天。可是,特大城市的吸引力真的削弱了吗?特别是在注重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用人才吸引力置换人口吸引力,恐怕还没有看到特大城市吸引力下降的迹象。
舆论场上,很多人都在感慨“京沪居,大不易”,指向的是以高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问题。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权衡之后的结果。在人们选择的天平上,特大城市依然有着自己的分量。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所认为的,“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会疏解一部分。但上海、北京的就业资源在全国来说是最好的”。在很多人看来,在大城市发展收入高、机遇多,能够提升个人视野和生活品质,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就目前来看,特大城市的吸引力依然存在,甚至还将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和稀缺资源向优势地区集中的趋势不会减弱。提升人口质量是弥补人口数量不足的一条出路。看到京沪常住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提高人口质量上的努力,更要看到控制人口与引进人才一体两面。当然,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是大城市未来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对于其他城市来说这一难题更加难以解决。其他城市更应强化竞争意识,努力提升自身吸引力。
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未必是坏事,不能将其解读为是城市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人们其实更希望京沪人口下降是竞争的结果。笔者不是希望京沪“弱”下去,而...
【背景链接】
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今后党的工作中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工作部署如能有效落实，将对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十八大报告以“农业转移人口”这个概念替代过去惯用的“农民工”概念，将他们看作与城镇原住民一样的城镇“常住人口”，并要求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体城镇居民，反映了决策层对中国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谈谈你得看法?
【标准表述】
中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也是中国农村那些脱离农业的人口进城拼搏的历史。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并将继续深入行进。阻碍这个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是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个制度相伴随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歧视制度。
十八大报告首提户籍改革，正当其时。须知，户籍不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就没有真正归宿，转移就不稳定，这将使农民不能分享城镇化利益，使中国社会裂痕不断扩大，最终将使发展陷于停滞。因此，把“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从表象看，克服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有两个核心难题：一是城市高房价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巨大门槛，二是一部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城市无力解决所有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财政支出问题。但从深层看，这两方面的问题并不难解决;真正难的是城市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
第一，降低我国城市平均房价水平，大力发展主要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性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居的必要条件。
针对高房价，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彻底颠覆旧有的住房发展思路，建立以人为本的住房发展新方略。政府需要在管住规划和用途的前提下，放手让各类建设用地投入住房建设市场;还需要在确立住房财产权的前提下，设立或恢复旨在抑制住房投机的房产税和房产交易暴利税;需要针对城市贫民家庭建立保障房制度。这些改革举措，将为实施“以房管人、以房落户”的户籍登记制度奠定基础。
第二，把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以攻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核心难题。
一是要靠政府调整公共财政政策，把确立社会平等作为财政工作的首要目标。二是要通过劳资关系的调整，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条件，提高其收入水平。三是实施正确的人口布局政策，给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开辟更大空间，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分散流动。这几方面工作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可克服。从一些地方改革实践看，只要改革决心大，目标明确，又有配套改革措施跟随，不仅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做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工作，欠发达地区也能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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