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肱股之臣，大家熟知的大抵有长孙无忌、房(玄龄)谋杜(如晦)断、名将李靖、谏臣魏征等。但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眼里，唐太宗手下诸重臣中，最有才具的却是被后世逐渐淡忘的马周。毛泽东曾经盛赞马周撰写的那份时政奏折，称其是继西汉贾谊著名的《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并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商代名相傅说、助武王灭纣的姜子牙之上。
据《新唐书》记载，马周幼时即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嗜书如命，不足二十岁便已经满腹经纶。起初曾做过低级文员，他感到是大材小用，于是整天介借酒浇愁，最终离职而奔长安成为一名“长漂”。在长安漂流一段时日后，眼看着生存都成了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去投靠中郎将常何府上做门客，暂且在长安落户。
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命百官议论国是，就时政得失提出建言。这常何乃一介武夫，平素没读过多少书，便让马周代写一篇呈给李世民交差。马周在这篇议论时政的文章中提出20条建议，写得头头是道。李世民看后非常惊诧：常何能写出如此透彻的文章?一问，才知道是常何门客的杰作。李世民求贤心切，马上命人到常何府中请马周，性情高傲的马周居然摆架子拒绝进宫，直到第四次派出使者才随同入宫。李世民与这位出身低微的落魂文人相见恨晚，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没过一年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最后官至中书令(宰相)，成为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与得力助手，可谓一“折”成名。李世民为褒奖发现马周的“伯乐”常何，还特赐给三百匹锦帛。
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马周的那份时政奏折。他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批注中的“贾生”即指西汉的贾谊，他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
马周的时政奏折着重提出三方面的谏言：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
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说隋朝虽然积蓄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进而提出“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
其三，劝谏唐太宗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认为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能真正造福一方。
马周的谏言可谓居安思危，切中时弊，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一定程度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新旧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太详细，但马周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难以磨灭。他以自己卓越的治国之才，协助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李世民为表彰马周对大唐的杰出贡献，曾亲笔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如此高的评价，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初年也属少见。
贞观二十二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马周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李世民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去看望马周。但马周还是医治无效，英年早逝。马周死后，李世民为其举行高规格的国葬，特别让马周陪葬于自己的昭陵。
马周曾自比商之傅说、周之吕望(姜子牙)，对此欧阳修在《新唐书·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的才能不及傅说、吕望，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但毛泽东则否定欧阳修的评价，曾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傅说、吕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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